作者 王崇信
这是新年前一天的班后,我冒着严寒把厂里刚发下来的奖金送给我的师傅。当走到他住的那条胡同口的时候,一个穿着旧棉大衣、步履艰难的身影从银行储蓄所出来,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我师傅。我赶忙上前搀扶着他,埋怨他不该在大雪天出门,他眯着眼睛笑;我问他受工伤的腿可好些,他要挣开我走个样瞧瞧。接着,他问我厂里年度生产计划完成了没有,问我班里同志思想情绪可好,问我新年放几天假,问这问那,好像他是个领导。
王师傅的家还是老样子,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几件并不时兴的家具仍然像师母在世时那样摆放着,一床薄被整齐地叠在床头,在我十分熟悉的那张既是饭桌又是师傅的“绘图板”上,放着白纸、铅笔盒三角尺,纸上画着一个涡轮的草图,尺寸已经标注上了。
师傅看到我显得很高兴,说因为明天是新年,估计班里可能来人。我说今天发了年终奖金,特地给他送来。
“奖金?多少钱?”
我怕他嫌少,急忙解释:全年出勤百分之八十以上发二十元,因为他受工伤几个月,工会研究给是十五元,算技术革新奖。不出所料,他没等我讲完就摇着头叹起气来。这情景不禁使我想起十年前那段往事。
十年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大动乱的年代。我在“战斗队”里几经折腾,吃够了“造反”的苦头,一心想学点技术,便要求师傅帮忙。就这样,我白天跟师傅在厂里干活,夜晚坐在他家那张饭桌旁,听师傅讲机械制图。不料这事被我的师兄弟造反派组织的头目知道了,立即给师傅定了“教唆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关进“学习班”,师母为此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记得当师傅离开工作二十多年的工作台时,也是像今天这样痛苦……
师傅怔怔地坐在床边,半天,语重心长地说:“你回去告诉领导,请放心好了,我不会因为没得奖金闹情绪,实在不必立个名堂给我发奖,说远一点,抗日战争那时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昆嵛山里打游击,我图个啥呀;说近的,现在我这个家,别看没有沙发电视机,也够舒坦的了,就连这些东西也属于党的,因为当年我参加八路军时,只背着一条小褥子,现在咱们国家还有困难,有钱要用在刀刃上,今年这奖金就别考虑我啦。”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郑重地交给我说:“听说厂里要办一个青年之家,这二百块钱是我平日积攒下来的,刚才我才从银行提出来,就给工会为青年人买点图书吧。”
我双手接过钱,答应转交给厂工会处理,他见我把钱装好,这才高兴地笑了,轻声地说:“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腿强多了。我每天都跑出去练筋骨,再住些日子,我就去上班……”
师傅的小屋暖烘烘的,仿佛春天已经降临大地,屋子里充满着活力。
(发表于1981年1月11日第四版《烟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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