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读简友的《三国》说句老实话，过去也都是片断地读过三国，即使电视剧也是片断地看过，整部头没有读过，在网络上看别人玩三国游戏挺好玩的，自己玩了几把，特别是看到曹操的《短歌行》创作的去处.觉得自己好像如游戏中挖到宝一样，有意思。
四大名著都是在明朝，我有了明朝如此神奇的感慨，文学价值和时代的精神的关系应该有联系吧，带着这个疑问，我似想着想到哪儿写到哪。
从当代文学方面成就，我记忆里曾经的伤痕文学那段时期应该成就很高的时期，那是个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实践层面的价值观出现强烈反差，形成的一种文学思考的结果，我记得当年张贤亮老师的《绿化树》，以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都曾阅读过，但是真正的理解是在多年以后，同时期还有很多作家，一时间名字想不起来，包括后来拿诺奖的莫言先生，我以直观判断，可以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作以概念的描述，它就是深刻和价值，这是我对伤痕文学的认知，我的认知的肤浅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能用自知是认知历史和时代，历史和时代它们本质的主体价值更为合乎价值的逻辑在于它们的呈现，目前我认知的去昧只是个肤浅的状态，时代的脉搏是个更大格局的认知，但是不妨碍我的认知去蒙。
还是回到四大名著都在明朝这个问题上，文学或者是文化的呈现在明朝在这四座仰而观之的文学价值高峰之下有一个更加庞大而坚实的文化基座，这是个相得益章的过程和结果，当代的伤痕文学没有四大名著的高度和深度，说明历史中的明朝的经历更为不同寻常，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精神思考，如果是文学是精神的呈现。
我们平时对于中国历史总爱津津乐道那种盛世气象，比如说，大汉，大唐，康乾盛世，好像只有这种宏大才是对于历史中国得以价值确认的主流认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明朝历经的年代和那几个盛世相比一点也不差，而且明朝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大唐的安史亡乱，清朝的雅片战争的失败，这种在朝代中期就出现的衰败前兆，明朝好像没有出现，说得个什么问题，说明中期明朝的元气澎拜，明朝的这种的状态说明了明朝的机体是健康的，这种健康状况可以以盛世来叙世吧，这样简单的判断可能有点说服力不足，我们再从历史中那些明朝的皇帝陛下的作为呈现，间接地可以看出明朝的一个面相。
想起明帝，不由得由人就联想到宋朝那些皇帝，从我们传统主流价值观里多是荒诞离奇的帝王作为，有好木匠的，有好蟋蟀的，有玩征夷大将军游戏，有爱情至上的，有好炼丹药者的，总之，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务正业，皇帝这么荒唐可笑，但是明朝却没有如大唐时期的安史之乱，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吗，明朝士大夫阶层在治世时已经形成了的文官制度，有效地维持着国家运行。
但是文学在历史上这种高度，在社会层面的回应，明朝的社会背景应该出现不同于传统意识的更为强力的精神力量出现，致使原有价值观解体，人们在这种力量的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焦虑，一方面是不接纳，但是，不接纳还不行，用现在的语术就是社会转型。
明朝的社会转型又是怎么回事，这里讲个故事，有一位有名的画家到京城办事，他住的房间，推开窗口️以看到隔壁人家的后院里种着的竹子，竹子成林，晚上无事，睡不着觉，就望着竹林发幽古之情怀，正在情绪中，怱闻从竹林深处传来古箫的旋律，月夜，微风，竹林，箫声，一下子灵感来了，拿出笔墨画面跃然纸上。
一夜无话，早上画家敲开隔壁家的门，隔壁家主人开门，画家报了姓名，忙道咋夜箫声来自你家，主人说对啊，这他一句你一句的功夫，主人已经把画家迎进房间，画家说我一早上就来送你家一片竹林，说着拿出昨晚画的画，主人一听喜出望外，忙招呼家人好生招待，如此贵客上门，满尾蓬荜生辉，主人忙问画家要多少报酬，只要你开口没有办不到的，不过他还有一件事想麻烦画家，画家有点狐疑问道，你有什么事，主人说他还想.再索要一张画家的画，他一定会给更高的回报，画家一听，越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就问这家主人，你是做什么事业的，主人说他是经商的。
画家一听拿过他的画撕了个粉碎，拂袖而去，画家是明朝的大画家，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中明之前，这个时候中国的工商业己经发展起来了，只是商人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有产业有钱，但是在知识分子眼里那些是铜臭味，不肖与他们为伍，本来画家以为隔壁人家可能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家，他们可以结交，成为精神知己，可能是昨夜的箫声画家听出了吹箫者和他有一样的情绪，万没想到是个商人。
但是到了中明，祝枝山，唐伯虎的时候，商业活动更加的活跃，这时人们已经习惯于谈钱，只是这些文人雅士通过他们的方式称呼钱，有一次祝枝山被他人索要书作，他说自己有了精神就有灵感了，索字的人当然明白，人家说的精神是什么，雅士口里说出钱来不是俗了吗，这也可间接地算作古人训中的君子取之有道吧，中明商业的力量已经不小噓了，士大夫阶层已经动摇了。
那时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大多弃农从商了，农田都荒芜了，农业的产出太低了，种田远没有经商作小生意或者是手工业富裕得快，世界范围内东西方贸易，苏织属于当年的高档品牌，而且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头，以苏织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园区就在长三角地区，这地方一下子成了全国最商裕的地区。
前面说农民都弃农从商了，明史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南方雨水多，有一位姓谭的人把这一带农民的土地买了下来，他特别有头脑，他开挖了一大片低洼处，把四周的水都引到这里蓄起来，他在荒地处引渠灌溉，然后雇人来耕作，然后在蓄水的地方养鱼，过去农田种植很单一，他对土地进行了较合理的农业种植结构，这一片就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生态，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去交换。谭公的故事官史民史里都有记载。
士农阶层来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形成了一种对于商工力量的被动接受，原有的社会结层受到的冲击已经很大了，士阶层对于这种变化的敏感度应该更强烈，他们针对商工力量对干原有价值观的冲击产生的焦虑，这里我们再来看四大名著，以古喻今，他们不能写当朝，只能隐讳地写古人，其实字里行间的隐喻都是明朝的现实，从四大名著的价值意义，来自当年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力量对于社会层面的冲击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因为我们的名著的思想和它们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层面是在一个高度，这种思想过程也说明东方知识分子同时对于发生在不同地区资本主义这只怪兽分别进行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轴心部分有着更为强大的兼收并蓄，只是这个过程稍长一些，西游记里那些抽象出来的神怪形象如果我们仔细地体会，那就是我们的儒释道，我们的精神和意识，三国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知识分子用古喻明，即将到来的礼乐俱坏的时代不远了，水浒就是社会阶层秩序被一伙強人破坏，一百零八将多像，士农工商这种结构里的商工反水，士农危矣的社会结构的内卷，红楼有点像士大夫阶层的理想国状态，但是也面临着梦破境碎的可怕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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