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是从姑姑家抱来的，记得爸爸用平板车拉着我从姑姑家回来的时候，一路我抱着它，那年我五岁。
后来二叔头胎是个丫头。
全家从此外出躲计划生育。很多时候家里只有阿黄一条狗，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队常来我家“光顾”。 我家院前院后的杨树被砍光之后，躲在邻居家的我经常能听到阿黄被打的声声惨叫。
有一次我拿一整块锅饼，回到家中偷偷喂给了消瘦的阿黄。阿黄狼吞虎咽的那一刻，七岁的我流下愤恨的泪水。
再后来，阿黄难产。
那个阴沉的下午，我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爸爸蹲在门口抽烟，看到我，说“狗子死了。”
我直奔阿黄的窝，那个经常摇着尾巴跑着把头伸过来等待你抚摸的阿黄此刻通身僵硬，再也不理会它的小主人。爸爸、妈妈和弟弟都用一种失去亲人的目光看着阿黄，终于我也泪水模糊。
我家没有卖狗的习惯。
爸爸扛着铁锹拎着阿黄走在前面，我和弟弟跟着。翻过大堰，爸爸找了块平整的草地，挖了个坑，我和弟弟把阿黄放了进去。没有起塚，仅是我和弟弟明白陪伴我们七年风雨的阿黄一直会在这里。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十岁。
自此，我和小伙伴跑去到堰南疯的时候，总不忘朝那块平整的草地上多看上几眼。
之后上了初中，每七天回家一次，再之后上了高中，隔一个月回家一趟。
再后来大运河开始清淤造堰。
过年回家，赶紧跑去堰南，却再也找不到了那块平整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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