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藏人”是一个值得仔细定义的概念，藏人，不丹都是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全球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展开而生成的概念，按照藏语言的称谓来看，不丹藏人被称为“竹米”，在中国民族研究的语境中，“博巴”指包括了被称为安多巴，康巴，卫藏巴的藏人，这部分人主要操持地方藏语，信仰藏传佛教。“竹域”是包含北方藏地对生活在喜马拉雅南麓所谓“雷龙之地”即今天不丹人民的称呼。19世纪中期以来，以西方白人为主导力量的国际社会开始将竹域称为不丹，而我这里所谓之藏人也是汉语语境中的产物。
关于不丹和拉萨的关系，从拉萨中心主义的角度而言主要有三段，第一段是图博王朝时期，有两三百年的时间竹域北部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第二段，图博王朝奔溃到17世纪末之间松散的人流物流关系。第三段，17世纪初期，阿旺朗杰从拉萨逃难至不丹，在外来者为王的神圣光辉下统一不丹，不丹生出国家形态至今。阿旺朗杰何许人也？且等我慢慢道来。
实际上，拉萨中心主义容易助长藏人走入沙文主义怪圈，即粗暴地认为“竹米”不丹人就是藏人或者藏人后裔，我认为这个说法忽视了不丹土地上原住民的存在，通过人种学和考古学应该能够证明我们今天认为的“不丹人”实际上是来自于北方博巴蒙古人亚种，南方印度雅利安人，以及西边孟缅蒙古人亚种在不丹的土地上千百年来相互交融互相涵化的结果。而随着当今不丹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的推进，他们形成了脱离开藏人中心主义的自身身份认同叙述，强烈地将自己同博巴区分开来，因而持有藏人中心主义的民族情结会导致我们在认识不丹人上产生偏差，误导我们对不丹人和藏人之间的文化、经济、历史等应有的正确认知。
不丹国父阿旺朗杰。（这一段来自王心阳发表于豆瓣的文章）
从北部接壤的青藏高原上荒芜粗砺的冰雪世界，过度到不丹由高山、草原和森林组成的多样性的地貌与生物生长环境，交通的隔绝也使的这些山谷中的居民千百年来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和文化特征。西部的噶隆人是九世纪前后从西藏移居来的民族的后裔，他们和中部的本塘地区的各民族以及最东面的土著居民夏其普族构成了同属藏缅语区以及佛教信仰的文化体系，语言、宗教和文化上与西藏的紧密交织在一起，如织物上的经线与纬线密不可分，而图案却各有不同。
1616年从西藏来到不丹的主巴噶举高僧夏尊·阿旺·南嘉用他的坚定的信仰和超人的智慧，将分散在群山沟壑里的牧人、农民和他们的头领逐渐归统在一种氛围下，开始编织不丹民族认同的图案。今天人们在唐卡上看到的长一脸络腮胡、神情威严的夏尊·阿旺·南嘉400年前是西藏江孜主巴噶举主寺热龙寺住持，当权的藏巴汗彭措南嘉反对认定他为主巴噶举第四任法王衮嘉·贝玛·噶波的转世，另立了他人。也许当时的权力之争远比传说复杂，据说在梦中得到护法神大黑天的指点，大黑天化作一只杜鸦，指引他去往山南边的“福地”。杜鸦的形象最终被固定在不丹后来的王冠上，成为维护神圣信仰的象征，夏尊·阿旺·南嘉留给不丹的另一个伟大的遗产就是“宗堡”建筑。
1629年他在廷布峡谷南端入口的山坡上建立了第一座宗堡——辛托卡宗， 既作为自己的修行的寺庙，又是政权管理中心和防御要塞。辛托卡宗踞守在普纳卡到廷布的交通要道上，依照传统习俗，居住在这里的汪部落居民每年冬季在温暖的普纳卡峡谷度过， 而夏季则迁移到凉爽的廷布峡谷。1637年和1641年两座宗堡分别在两个峡谷建成，依然是按照寺院和行政管理机构共存的格局， 普纳卡和廷布也分别成了冬夏两个季节性政权中心。之间的1638年，在辛托卡宗和普纳卡宗之间建了旺迪颇章宗，而最西面的帕罗峡谷到1645年建成了雄伟的帕罗宗。
在竹木和泥土搭建的房子里居住了几千年的峡谷居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见了如此巍峨的宫殿，有什么比有如唐卡中所画的布达拉宫一样气势壮丽的城堡更能证明夏尊无上的权威和神力呢？每天早清晨，身着绛红袈裟的僧人们在宗堡佛寺的经堂里念诵佛经，年轻的沙弥向他们的老师们学习佛法， 村民来请求法师为孩子祈福，或是为过世的家人超度。同座宗堡的另一边，世俗管理机构的管家派遣差人去远近的村子清点牦牛和山羊的数量，以计算那些农牧民和他们的头领要向寺庙和僧团缴纳的税。税的形式各种各样，或者是几块酥油，几匹家织的布，一捆柴火，养蜂人的蜂蜜，种稻米的村民送来的谷子，南边雨林地区的居民冶炼的铁和打制的铁器，以实物收缴的税分门别类堆放在宗堡的仓库里，作为寺庙法事和僧团生活的开支。宗堡的选址都在不丹千山万壑中的交通战略要地，或是在河流、骡道交汇之处，或是在山岗一侧俯视高坡下附庸的村庄与田地。除了寺院和行政中心，还有延伸的军事堡垒、圆形碉楼等防御建筑，以抵御来自北方虎视眈眈的西藏地方政权的入侵，后来记载的历史事实上大多数的入侵者是不甘于被控制的强大起来本地土司和觊觎权位却无合法继承权的副将们。大量的物资储备可以让踞于宗堡内的僧侣和战士度过很长的时间，只要来犯的敌人没有截断从地下密道通往堡外获取泉水的路径。
夏尊·阿旺·南嘉本身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主巴噶举分支的高僧，弘扬主巴噶举的理念和传承，在他的到来之前，不丹土地上居住得相当分散居民已经多多少少地接受了由早期宁玛派僧人传播来的佛教思想，在与于当地古老的自然崇拜和萨满巫术充分融合后，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生活习俗。在用左手严谨、虔诚的宗教之笔画定了以主巴噶举僧团为中心的精神引领规划的同时，夏尊·阿旺·南嘉用他右手中强硬的刀剑与弓弩将一个神权和世俗政权合为一体的统一国家雏形建立起来了， 那些之后200年中在不丹各地建立起来的宗堡， 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宗教和世俗管理的驻所，尽管不丹早已走出政教合一的模式。
早年在江孜热龙寺与藏巴汗彭措南嘉的不快经历一定让夏尊刻骨铭心，这可以解释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放弃一个僧侣对佛教传承和修行无比眷恋， 同时又陷入对刚刚松散地联结起来的部落群的千头万绪的统治方法细节之中时，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合理而又可靠的规程：由他自己以及后世继承他的转世法王们来挑选和任命僧团首领杰堪布，也就是神权的领袖，和被称为“第悉”的世俗摄政，这个头衔完全是从西藏的地方政权结构中信手挪移过来的，却也表明了夏尊·阿旺·南嘉将不丹与西藏列为平等关系的决心。对于地区的世俗政权，他也从西藏借用了“切拉南松”（后来被称作“佩罗”）的官阶来管理一个领地区域，和在其之下管理一个县（宗）的“宗本”，这些官衔的任命权牢牢地掌握在夏尊本人和他所任命的第悉手中。
夏尊·阿旺·南嘉直到今天依然被不丹人民尊为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那次统一初期孱弱的僧团与摄政政权在飘摇和动荡中所经历的凶险与残酷。在他之前已经踏入不丹的佛教前期宁玛传承的寺院僧侣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之间有教义的冲突也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关联。这些僧侣们向他们的西藏施主和相同传承的宗教领袖们求援，不丹人的历史中记录了藏巴汗彭措南嘉在1639年派军队入侵，最终被夏尊击退溃败回西藏的故事。而从当时西藏的历史来看，崇奉噶玛噶举的藏巴汗被噶玛巴活佛封上“卫藏之主”的印信，正因其仇视新兴的格鲁派，遭到日渐强大的格鲁派领袖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联合蒙古和硕特部汗王的围攻，已无暇顾及这个南方邻居的内部纷争了。边境上的权力真空给了夏尊极好的机会，一直到他去世的1651年前后，他最得力的通萨宗本敏珠·丹巴逐个收服了东部本塘、伦策、扎西央策、松噶、扎西岗和申岗等地的部落。
由于缺乏文字资料，今天我们只能从寺庙喇嘛们的藏文记载和那个年代途径不丹的极为罕见的旅行者的描述中一窥夏尊留下的国家统治方式，这是一种政教合一政体下神权与世俗权力分离而又有所交叉的有趣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代的不丹政府，这些结构只有微小的调整和增减。
在僧侣机构中，每个寺庙都有代表最高神学权威的活佛和管理权威的主持或管家。这个庞大的僧团的最高领袖是被称作杰堪布的高僧，他座下的四大首座经师，分别掌管着密宗仪轨、宗教逻辑、文字和经诵，他们共同管理着僧团的内部事务，同时也掌管着各地区僧团首领和寺庙活佛的认定。
而世俗政权的一边，摄政第悉以下是帕罗、通萨和达噶的佩罗，意为“上师”，是一个更有宗教意义的名称。今天除了帕罗和通萨佩罗是专为王储和王叔保留的头衔以外，佩罗的实际职务已经取消。佩罗以下是各个县宗的宗本（今称宗达），例如作为冬季首都的普纳卡和夏季首都的廷布各有一个宗本，那些边远的宗县也一样。宗本带领他治下的若干侍卫官（赞本）、司务（聂勤）和知客（觉聂）组成了县宗级的行政管理中心，他们负责一地的税收、公共差役、为各级政府提供世俗服役以及为寺庙提供僧侣人员的补充。
税收是维持寺庙和僧团的日常支出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供给世俗政府的花销，基本是以实物的形式，无论是酥油、青稞、柴火、布匹、纸张、各地的土特产，还是为宗堡、寺庙等公共建筑所做的修建和维护劳役，以税收换取宗教团体的精神抚慰和世俗政府的公共服务的形式，在17世纪中期的不丹已经形成了，而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政治管理模式。
夏尊·阿旺·南嘉统一的初期，大多数世俗的官员是从僧团中选拔和任命的，因他们与夏尊本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他们是唯一的受教育的阶层有极大的关系， 他们在就任世俗官员的同时坚守着其僧侣生涯的誓言。后来从民间被挑选任命的官员，作为平民候选人，也需要向僧侣出家那样做出类似的誓言，起一个法名，至少过着暂时离开家庭的生活，以类似寺院服务模式换取一个论资排辈的晋升机会也是值得的。为保障忠诚，不可避免地青睐与倾向于挑选自己的亲属或者随从成为另一条通往世俗官途的路径。僧俗间不同途径的相互竞争，即使在夏尊统一的初期，即政教合一政体的开端时期已经显现出来了。
夏尊时代，从宗教价值所产生的对世俗生活的强大影响力是以传统观念的忠诚度为中心的。新出家的僧侣拜师时对师傅的盟誓仪式，在世俗生活中被看作是纯粹的忠诚，也常常被应用在主人和追随者之间，无论他们是僧是俗。如同围绕着密宗灌顶仪式的恐惧与福报的暗示，以个人之间忠诚度为特征的结盟，带来了相互竞争的封建关系网络，这既是政教合一政体的强势，也是它的弱点。当一个像夏尊那样出色的得到广泛拥护的统治者出现的时候，社会的治理和进步就很明显，当长时间缺乏这样的领袖时，无止境的纠葛和麻烦就会发生，而在不丹也确实发生了。
1651年，在他58岁的时候，夏尊·阿旺·南嘉进入他在普纳卡宗一座塔状僧房，宣告将进入无限期的闭关静修，他宣称自己将投身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神秘仪式，旨在为做法抵御西藏将要发动的另一次入侵。这是我们所知的关于夏尊的最后一次出现，在此之前，他将世俗行政管理的权力全部委托给自己的随从丹增珠杰，作为第一任第悉摄政，丹增珠杰一直统治到1656年。而传说远在拉萨的五世达赖喇嘛则宣称夏尊已经死亡，是在自己做法的过程中用神秘的咒语杀死了他。这一对从未见面的敌人分享着惊人相似的命运，夏尊死后54年他的摄政们密不发丧，直到1705年才宣布他的圆寂，无独有偶，五世达赖喇嘛的管家第巴桑结加措也将他圆寂的消息隐瞒了15年。
这半个世纪中有六任摄政第悉相继执政，而无数个夏尊本人的代表被挑选出来代替他坐床或宣政。之间这个秘密一定在这个小小的圈子中无数次被交流、商讨，那些高级官员和僧侣也一定有所耳闻，之所以可以将这个秘密保守了那么久，无非是刚刚归入统一国家脆弱的链接上的各个部落贵族对夏尊转世所带来的权力的觊觎。 终于54年后尘埃落定，宣布夏尊·阿旺·南嘉的转世有三位，分别是他的身、语、意转世。
不丹历史上首次官方记载中写道：
“关于夏尊静修秘密的披露：当从全神贯注的冥想所在中站起来时，他的身体、言语和心意中飞升出三道光明，降落在三个不同的方位：锡金、达噶囊（今不丹南部）和卫藏的扎囊（今西藏山南）。”
锡金首领家出生的孩子被认定为身体转世，但却从未被带到不丹，这一脉传承就此湮灭。达噶囊的曲列南杰被认定为言语转世，而心意转世的灵童晋美扎巴则在扎囊被寻访到。
这应该是无奈的选择，却也是后来两个世纪纷争的开端。
不丹藏人。
在不丹，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博巴”藏人并非“竹米”雷龙之子，这种观点是从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出发的，但从政治，现代公民国家角度出发而言，“世居”不丹的竹米认为，“现在生活在不丹版图内的博巴也是不丹人了，他们同我们一样享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没有什么区别。”不丹，人们认为所谓的博巴有两种来源，第一是Old Tibetan,第二类是New Tibetan ；前者在1959年以前因非直接的政治因素来到，如婚姻，经贸、宗教原因而来到不丹生活，这部分人当中主要是后藏地区的博巴为主；后者是1959年以后，因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出走而流落避难至不丹。根据一本笔者看过的外文文献（待查证），1959年以来不丹在1970年代初，藏人数量达到巅峰15000多人。那时不丹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物力照顾这批人，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方才获得一批物资输送到不丹，得以建立暂时地帐篷安置点，分发衣服食物给藏人。但由于1974年左右，嘉洛顿珠等人卷入了不丹皇室暗杀事件（尽管2017年10月笔者前往噶伦堡和嘉洛顿珠做访谈时，他力争当年藏人是被不丹内斗而利用了的，是当时内政大臣和国王家族之间的问题，只是藏人难民的安置成了导火索，第三世国王的情妇央吉想要扶持自己的儿子摄政以此挤掉王后的儿子），而导致在不丹避难的藏人社群面临舆论压力。与此同时，不丹政府在解决南部不丹尼泊尔移民后裔问题上意识到需要加快“公民化进程”以同化异族，建立单一国族的现代不丹。因此，借由着对南部尼泊尔后裔的“绿化带政策”，不丹政府开始将藏人在地化，赋予公民身份，划分土地，帮助他们建立定居点。但当时，仅有60%的人接受了不丹国籍，40%的藏人避难者保持难民身份，“期待问题可以很快就被解决，回到故乡”，不少藏人无法接受不丹国籍这是违背嘉瓦仁波切和藏人离散共同体的，不接受入籍也意味着与不丹国王的对抗，以此不愿入籍者不得不继续往印度或尼泊尔迁徙，以保持作为避难者的藏人身份，不背叛共同体。
根据流亡旧政府“噶厦”的数据，在不丹共有7个藏人定居点，均在不丹首都廷布周围，人口约3000人左右。根据本次笔者粗浅的田野调查，不丹能够将迁徙经历追溯到1930年代左右的藏人一共在5000到6000人左右。这其中1959年以后来到不丹定居的人及其后裔有人约3000人，而剩下的则主要是作为老藏人的后代，他们大多已经成为“竹米”和“博巴”的混血后代，但依旧持有“博巴”藏人认同。1974年的谋杀事件导致不少人离开不丹（不丹官方纸媒和欧美报纸认定有1500人左右离开不丹去往印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丹藏人对财产拥有所有权，他们定居在不丹以后的财产除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之外，包括不丹国王政府划分的土地和援建的房屋。1960年，为解决藏人的就业问题，不丹政府在藏人定居点招募大批筑路工人，逐渐地藏人开始从事各种小生意，和在尼泊尔的藏人一样，开餐馆，进入服务行业。不少有手工艺的藏人，如唐卡画师，木匠等开始在不丹的旅游型城市廷布，帕罗，布姆塘开设店铺。这些生活在农村定居点的藏人，跟进不丹城镇化进程，他们售卖农村的土地房产，进入城市，就业创业。相比较于印度、尼泊尔的藏人，在不丹定居的藏人在创业就业方面遇到的阻力小，原因就在于拥有公民身份，对土地和房屋拥有所有权，可以随意支配，转让买卖，获得创业资本。因此，不丹藏人今天的生活状况是三国当中最好的，无论从经济，从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来看都是如此。当然，这和历史上博巴与竹米之间存在有数百年的宗藩关系，甚至文明—野蛮的阶序，因此我认为这对藏人在不丹定居、就业创业大有益处。
那么，这5000—6000的藏人及其后代当中约60%—70%（这个数据仅仅几位访谈人口中得知，具体数据还需要向不丹政府核实）的藏人持有不丹护照，公民身份，根据国家法、国际法可实现社会阶层和地理空间、民族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受约束，不受歧视性对待。由于历史上不丹与拉萨有过宗教上的施主福田，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因此来到不丹避难的藏人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恩惠，然而十分讽刺的是，历史上到今天我们依旧有不少藏人瞧不起弱国穷民的不丹。不过藏人内部，相互之间就藏人政治身份、是否支持所谓“西藏问题”之间存在立场差异，获得不丹公民身份，事业生活有所成就者，较少卷入政治问题，过分参与政治事件并不利于他们往返于世界各地，包括印度、尼泊尔、不丹、中国联络生意，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往往是在不丹生活困顿者，依旧和印度达兰萨拉旧噶厦政府往来密切，希望藉由噶厦改善自身困境。
拉姆的故事。
拉姆是出生成长于廷布的藏人，她今年42岁，家中还有一位妹妹，拉姆和妹妹不会说藏语，但是认为藏语和宗咔话都是藏文本书写，因此问题不大，会宗卡语而不会藏语并不是一种背叛或者同化。拉姆的父亲是来自康区打折多（今康定地区）的康巴人，2015年去世，享年89岁，母亲来自樟木地区，三岁就同祖母移民到不丹，与来自打折多的康巴人结婚时，差距25岁。拉姆的父亲初到不丹避难，当了好多年的筑路工人，而后因表兄移民美国接手了其开设在廷布市中心的小餐馆逐渐发家，积累财富。2015年，其父亲过世前，拉姆家已经拥有两家售卖印度建材的商铺，一家餐馆，一家酒店，年收入在40万人民币左右。
2018年夏，拉姆和母亲，妹妹持不丹护照，通过申请旅游签证，来到中国旅游，并在拉萨停留一个月，旅行，朝拜，探亲会友。母亲原来在樟木老家的亲戚，大多去了拉萨，母亲的兄妹及其后代基本上成为了政府公务员和教师。
“我们住在亲戚家，他们帮我们去做访友探亲的申请工作，我们得以在拉萨停留一个月。拉萨人特别有钱，那段时间，我们很少在亲戚家里吃饭，都是外出到餐馆解决，一顿饭要叫好多菜品上来，感觉拉萨人都不用在家里做饭的。中国人都很喜欢吃菜，不怎么吃米饭，米饭要最后才上来。而且每人只有一小碗。对于不丹人来说，我们菜可以吃很少，但一定要吃很多米饭，而且开始吃饭，就需要吃米的，最先一定上米饭，我感觉在中国都吃不饱，米饭都是最后才上来。”
“我们去了冈仁波齐朝圣，去了林芝，在西藏玩够了。然后，我们三母女，去到向往已久的浙江义乌和广州小商品市场做采购，我们家准备在廷布开小商品店铺，也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我觉得义乌商品质量很差，当然价格也非常便宜，我之前和义乌的商家联系过，他们发来的东西往往和我要求的不一样，我这趟去广州觉得很有收获，这里的东西虽然价格贵一点，但质量非常好。”（我当时在拉姆的店铺做访谈，店铺的陈设和物品种类基本上和现在风靡中国大街小巷的MINISO一样，但是商品品牌繁杂，没有MINISO看着专业专一。学习用具、生活用品，护肤美妆，小家具厨具都在拉姆的店里看得到，这些洋气发亮的商品确实在廷布街头少见，拉姆的顾客络绎不绝。）
“我们在广州没有认识的朋友，拉萨的亲戚也没空帮我们去进货，因此我们自己联系了在广州的蛇头，蛇头是一位尼泊尔人，他在广州批发市场附近有一幢三层楼公寓，有几位为他工作的广州本地女向导。这些女向导负责带领我们进货商在批发市场考察，购物，砍价等，我们吃住都在尼泊尔蛇头的公寓解决，他还给我们提供一辆车，避免我们挤公交，迷路等。蛇头有海外账户，收美金的，我们和他换钱，将美金换成人民币。这之前，我们需要将不丹钱换成美金。换钱需要在蛇头这里解决，同时我们还需要将在中国所购商品花费的2%作为提成上交给蛇头。我自己手机里由Alibaba这个软件的，想买什么我都会在软件上查询一下价格。但是，当我在广州批发市场向我的向导提及淘宝时，她很生气，说这上面的东西都很垃圾，质量很差，劝我不要在上面买东西。我觉得向导是因为带我们去实体店铺批发货物，她自己可以拿到回扣，因此，我说淘宝的时候，她会生气。我家在广州花费50万人民币，进货，然后花费2800美元，做运费，这些都是向导安排的。货运的路线是广州出发经停新加坡，最后抵达印度加尔各达港口，然后卸货，我们安排好的三辆卡车在加尔各答将货物运到不丹。由于不丹和印度关系好，因此我们的货物经停印度港口是不收取关税的，只有货物在进入不丹时，上缴属于不丹政府的税费。我这家店铺才开了10天，我们筹备了很长的时间，光是货运就花一个半月才到不丹。”
拉姆很喜欢中国制造的商品，“质量好过于印度商品，而且物美价廉。”，拉姆将来还会不断往来广州和浙江进出口货物，临走前她请我帮她检查中国购买的商品防盗门系统，因为没有产品简介书，因此她不知为何只有一边的门会响，另一边无法感应。拉姆还请教我淘宝国际版“阿里巴巴”上的东西在哪一栏目判断质量好坏。拉姆说，隔壁的服装店老板也是藏人二代，服装基本上都从中国广州进口。实际上，海外藏人尽管被国际社会和别有用心者不断的政治化，但他们的现实生活却是勇敢地打破政治集团，民族国家，地理屏障等有形无形的篱笆，与向往的土地和人民进行接触。因而，在笔者看来，提高自信心对海内外双方都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那些没有拥有不丹公民身份证的藏人来说，日子似乎没有差劲到哪里去，但也算不上好。在距离廷布一个小时的多曲啦山口，有一个藏人定居点，该定居点当时基本上都没有入籍，他们始终认为自己能够回到故乡。这个定居点以出产苹果闻名，不少游客都会在山口摆摊出售苹果的小集市停留下来买苹果和非常干硬的小方块状乳白色奶酪吃，我也不例外。当时卖苹果的两位女子，扎长发，着长裤长衣，明显和不丹姑娘们着装不同，我和他们攀谈得知二人是藏三代，没有不丹公民身份，她们的申请入籍程序正在审批中。由于不丹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活动，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尤其是2013年以来实行的公民投票权，对于不丹人和在不丹生活的藏人而言，拥有政治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是非常重要的。1970年代，“约一千左右的藏人没有入籍”，他们及其后代遇上了1970年代不丹政府驱逐并同化尼泊尔裔难民事件，而后不丹政府不再赋予任何“外族”公民身份证的政策，包括藏人。这部分人仅仅持有居住证（Residential card ），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三国互相承认在三国持有居住证的藏人，这些人可在三国领土内互相流动，因此不少在不丹生活常住的藏人有时候会受到印度藏人组织的活动之邀请而前往印度，参与活动。我在徒步攀登虎穴寺的过程中，遇到十多位老年藏人队伍，他们来自印度拜拉库比定居点，来这里不需要办理签证，只需要出示印度居住证，并说自己是藏人就可获得通行，他们也不需要缴纳每天250美金的费用。这批老年朝圣者的领队是一位在不丹出生成长的藏人，四十多岁，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因此他为印度来的藏人承担向导责任。他们得知我是来自康区的绒巴后很开心，纷纷与我合影，觉得我的装扮很好看，帽子也好看，我的穿着打扮和这些穿着嬉皮士一样脏乱服饰，胡子头发发白的人不一样。我很想把自己带的70元优衣库草帽送给夸奖我帽子好看的阿姨，但她在试戴完了，坚持还给我了。
笔者在首都廷布的农贸市场做参观时同一位卖水果的藏二代女性交谈，她扎马尾，穿长衣长裤，明显和周围女性着装打扮不同，通过与她的聊天得知她本人拥有小绿本，每年交会费，甚至常常去印度参加藏人的集会活动。她很了解印度的噶厦政府在做什么，哪位领导就任卸任，她甚至去到印度参加选举，她说自己很喜欢洛桑桑吉，多次为他投票。没有入籍的藏人普遍持有“噶厦”的小绿本会员证，每年缴纳会员费，对于不丹藏人来说会员费是极小的一部分，拉姆母女认为是否持有小绿本是不丹藏人的个人选择，但对于那些有不丹公民身份却依旧持有小绿本的藏人而言，拉姆母女觉得这似乎不太好，“我们的国王实际上对藏人非常好，给土地，给房子，给身份证，我们和不丹人一样拥有各种权利，而且在不丹，人与人之间很平等，都是一样的。我虽然觉得持有小绿本，参与噶厦的活动是不太好的，对不丹国王不利。但一切都是个人选择，我们很难评价这一行为。”
开画廊的噶拉多吉。
多吉今年49岁，是“一半藏人一半不丹人”，其父亲来自日喀则地方，1930年代左右与其祖父二人经商至不丹布姆塘地方，娶当地大家族女子为妻。多吉目前在廷布拥有最大的画廊，他的妻子也是不丹当地大家族的后代，他入赘到妻子家里，帮助妻子打理家族产业。多吉说他父亲是老藏人，和1959年以后来不丹的新藏人不一样。多吉作为老藏人的后代，也关心藏人境外际遇以及国内藏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多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好，中国人，甚至藏人都得到好处，但对中国当局封杀全球媒体平台，如谷歌，推特，Facebook等颇有怨言，他觉得这是一种愚昧的措施，信息封锁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利于政府在人民心中树立形象，这是一种暴力独裁的恐怖统治而已，老板姓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他有朋友去过中国西藏旅游，在拉萨他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例行检查的军警和遍布各个角落的天眼，多吉认为在西藏生活的藏人还是没有自由权利，他知道大部分西藏人甚至不能申请护照出国旅行，更别说自由去尼泊尔和印度做宗教朝拜了。
尽管，多吉批评这些不平等的歧视性政策，但他肯定，“中国政府成功的发展建设西藏”。我邀请多吉，共进晚餐，期待他再分享一些他的观点和看法，但席间由于不丹友人的加入而中断。不过，从他的言语中，我确信他对达兰萨拉的社会政治生态并不了解，他连洛桑桑吉是谁都不清楚，这倒也并不令人吃惊，毕竟他是半个不丹人，况且出生成长于不丹。席间，多吉分享了一个故事，那就是2011年，三位在不丹出生成长，获得奖学金前往印度读书的藏人青年，在新德里参加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的游行，三位学生被关进了监狱，最后通过不丹政府介入才将三人从印度监狱放出来。多吉说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尽管不丹藏人看似没有在涉及海外藏人的离散政治方面产生过大风大浪，但也没有停过。
在不丹，能够将分散在各地藏人聚集起来的是几大节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的生日和西藏“沦陷”日。这能够将不丹各个社会阶层的藏人聚集起来，而且平时在菩提迦叶开办法会，也是连接不丹藏人和印度、尼泊尔、欧美藏人的机会。Facebook, Tewitter, Yootub等全球性社交网络平台在不丹也是开放不受管控的，因此，可以说，不丹藏人没有断掉同南亚主流藏人社会的联系，虽然不丹不同社会阶层的藏人，由于所处的位置，利益不同，而对西藏、对中国感情不同，但是嘉瓦仁波切依旧是联系全球各地藏人与“噶厦”的最佳桥梁。
不得不说，嘉瓦仁波切2011年宣布卸任政治领袖角色的去政治化举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时间段内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往后他再次逐渐活跃的身影，并没有为“达赖喇嘛”承载了数百年的政治色彩褪去分毫，当然了神坛难上亦难下，我想如今这一切并非他所愿。尽管，不丹在处理藏人离散者的问题上，采取了公民化政策，但是受到历史因素影响未获得公民身份者及其后代人数逐渐扩大，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在日渐民主化的不丹扩大。最后我想说，其虽然民族国家显性的地理边界和隐性的护照、意识形态边界限制了人群的大规模流动迁徙，但总有藏人能够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完成不同国家之间的跨越流动，收集并完成有形与无形之物的或流动或交换。
国家大门常打开，我们需要对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理论和制度有真正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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