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政教合一体现为道教与政治合一。政治成果就是打造了文景之治。
自刘邦与项羽推翻秦朝，楚汉争霸之后。虽然最终刘邦建立了汉朝，但是给民众造成的伤痛却是不可磨灭的，由于秦末以来动乱多年，国力已经虚弱到了极致。因此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就一直以黄老之术治国，直至武帝时期，才独尊儒术。
虽然历史上将这段时间称为“文景之治”，但却并不是从汉文帝开始，而实际上窦太后在当时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窦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文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汉高祖、吕太后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但也离不开窦太后的影响。
窦太后尊崇道家思想，甚至于要求景帝及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黄老学说，甚至于命令汉景帝和窦姓外戚宗族都要通读《道德经》，也因此导致窦太后在世时“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也就是说除了道家学说，其它诸家思想都无法得到重用。
正是这种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在文景时期，创造了大量财富，百姓富裕、安居乐业。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况。
黄老之术是早期道家思想的重要分支。其形成晚于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黄老道因托名黄帝推崇老子而得名，有说法认为，黄帝是道教的最早起源者。而黄老道与老子所创“道家思想”在理念上有所区别，道教思想主张避世而居；黄老道则是主张积极入世，并将道家思想中避世而居的思想改为以国休养、以民休养，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也正是黄老道这种不避世的思想，在汉朝年间演变成为道教的开端，当然也并不是说道教是由黄老道直接演变而来，而是在道教创立过程中，黄老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汉朝立国之初，陆贾作《新语》回应汉高祖刘邦“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需要，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并为刘邦提供治国的对策建议。他主张“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同时强调人主必须无为，奠定了西汉前期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模式。
汉初统治者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民本、农本，轻徭薄赋、刑罚有度，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以缓和矛盾、发展生产，使百姓有了喘息的空间，新政权也得以初步发展。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与民休息”政策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减免田租算赋徭戍、崇尚节俭和轻刑慎罚等方面，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经过文景二帝的治理，至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法律制度方面，文景时期，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秦法多有肉刑，汉文帝施行法制改革，诏令废除黥、劓、刖等肉刑，而代之以笞刑、徒刑等。至汉景帝，又进一步减轻笞刑，以避免“或至死而笞未毕”情况的出现。废除肉刑，是出于“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的考虑，体现了宽广爱人之风，更体现出统治者对民众基本生命权利的尊重。
汉文帝认为，法律公正，量刑得当，百姓才会服从；治理百姓，要引导其心向善，这是官吏的职责所在；若官吏不能履行引导职责，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罪于民，就会起到反作用，“反害于民为暴”。他深知法律的作用不在于以强制手段规范民众，而在于以之为准绳，使民众向善。文景时期强调以德化人，因此平狱缓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还废除株连之刑。种种举措，放宽了对社会的约束，给各阶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提倡节俭，省物爱民。在即帝位之前，刘恒是代地的封王，长期驻守边地，目睹了边地经历秦末战乱后的荒凉。他自幼在谨小慎微中成长，又是被拥立为帝，因此心怀惕厉，谦虚自守，且十分注意对自身道德的约束。这客观上为全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汉文帝在位时厉行节俭，“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他要求宠妃也不可衣长曳地、帏帐文绣，如此方能“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反对厚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不治坟”就是“不起坟”，即墓上无封土，这在古代帝陵中实属罕见。
汉文帝在遗诏中还对天下吏民的服丧细节作了规定，如丧服只穿三日，嫁娶、祭祀、饮酒、食肉等日常活动照行不误等。这些规定，是出于汉文帝对“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风气的反思，更是出于对民生民情的体恤，对家国天下的担当。汉文帝认为，行厚葬重丧之事，会极大地影响宗庙祭祀和民众正常生活，于国于民皆不利。在对身后事的处理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节俭仁爱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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