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为取信于民，乃徙木为信。（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而其后太子犯法，商鞅更是将其师傅公子虔鼻刑（割鼻）。因此不少人认为商鞅的法家就是强调赏罚分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徙木为信”之前，商鞅和秦国老臣甘龙有过一段论战，说了两件事：一是对于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量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颇有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味；二是面对甘龙提出的按照旧法来治理，商鞅认为一般人都是安于世故，学者往往限于自我所知，所以都不值得去跟他们商量，换言之，“听我的即可”。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而在太子犯法一事，商鞅想的并非“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说白了，商鞅想的只是建立权威，徙木立信是为了建立权威，给太子治罪也是为了建立权威，为了建立权威，商鞅甚至自己亲自执行刑罚，杀得渭水变红，“人多怨之”。
有意思的是，到了新政十年，那些以前说不行的人跑到商鞅面前来说行，商鞅却说不行了：“你们都是乱民，给我滚一边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
可见，商鞅想的更多的，还是“听我的即可”，至于你说好，或者不好，都是不好。
然而时过境迁，商鞅尽管拥有无上威权，他却忘了这些权威看似是建立在徙木立信、杀伐决断，其实真正的权威只是系于秦王一身，秦王身死，尽管立法不废，但商鞅却死于非命。而如果以今人之观点看来，商鞅就不是一个会团结人的好干部。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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