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任性，任性，任性。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
自己要做得了主。
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会时间到了叫吃饭就吃饭、叫洗澡就洗澡，完全不倾听自己的灵魂深处叫唤。不会睡觉睡到没自然足够便爬起来。睡眠是任性的最佳表现，人必须知道任性的重要。岂不闻日谚：“愈是恶人，睡得愈甜。”吾人有时亦须做一下恶人。”
——舒国治
我们会被一位作家笔下的城市所打动，可能是因为作家本人的人格魅力，而不仅仅是文字。对我来说，舒国治就是这样一位旅游作家，在阅读他的书籍之前，我先了解的是他有趣前半生：
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于台北，住家徒四壁的房子，不用手机电脑，孤身浪迹美国7年，到处流浪。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他闲散的人生态度：不上不爱上的班，不赚不能或不乐意赚的钱，每天只做自己乐意做的事。他的“闲”和主流的价值观相悖，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才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属于舒国治的独一无二的味道。
他写道：“只有极度的空清，极度的清闲，才能获得自由，且是安静的自由。”我相信明白什么是自由的人，才能写出像他那样清简、淡薄，细品之下又倍感扎实和个性的文字。这是那些为了工作而旅游的作家所不能体会的独特。
《理想的下午》和《流浪集》看了很多遍，深以为舒国治笔下的台湾、内地、美国、咖啡馆、茶馆、地铁、男人女人老人等都让人有种错觉——我们匆匆而过的地方，在他的眼中是另一个世界，他是一名安静但深邃的观察者，而我们虽是参与者，但从来都是在演着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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