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
我叫他姨父,但并没有血亲,只因为姨父的媳妇和母亲是从同一个村里嫁过来的,走得近些。
我在一个僻静的山村长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没有太多瑰丽的色彩,父母们是清一色的灰蓝中山装,肤色在数年如一日的耕作中浸染成浅古铜色,在众多相似的衣着和面容中,姨父有些特别,因为他常年戴着一副眼镜。
眼镜,在那个时候是稀罕物,而它直接指向一种身份:“文化人”。
姨父是个文化人。
这在一个懵懂的小女孩看来,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在那个渴求文化,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这种仰视中,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戴上眼镜,我也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随着年岁渐长,我发现了一些想不明白的事。
每每躲在墙根偷听一群大老爷们儿抬杠,我发现姨父总是被呲儿得最狠,尽管他已经努力表达他的想法,但无奈架不住其他人的联合围攻,最后总是不得不悻悻离开,而他的背影,像极了动画片里落单的孤雁。
他不是文化人吗,为什么他总输?我为他难过。
我问母亲:为什么那些人嘲笑姨父是神经病?
母亲说:因为他们想得太少,你姨父的想法他们不懂。
豆腐坊
姨父一家是村里最早开始做买卖的,在所有人都还守着一点贫瘠的土地和做零活挣工分的时候,他家开了方圆十里第一家豆腐坊,为了不浪费做豆腐剩余的豆渣,家里又养了一围栏猪,大大小小十几口。
豆腐坊开张了,与此同时,村里的巷角旮旯里也渐渐传出了各种热到烫手新鲜出路的小道消息。
张婶和王婶偷偷咬耳朵:他家的黄豆是托人从外地倒腾回来的,说都是食堂筛选剩下的料,黄豆都糟了。
李大妈和赵姐交换情报:他家的秤你可得盯紧了,看人下菜碟。
我不懂,这些大人为什么要偷偷说小话。
母亲说:撸起袖子干活的人,没工夫理会这些阴糟事。
那个冬天,我承包了家里买豆腐的差事。
姨父家是典型的北方大院,坐南朝北,一排青石窑洞分成5间正房,院子西边两间厢房,院子东边修了一个大猪圈,十几只小猪仔围着老母猪哼唧着转圈。
豆腐坊设在靠东的一间窑洞里,我至今记得屋里蒸腾的水汽和空气中弥漫的豆腥味。在没有煤气灶也没有电磁炉的年代,所有的蒸煮全靠灶台,几根木柴攒进灶口,红红的火苗便燃烧起来。
记忆中的场景:
张姨用石磨把豆子磨碎,姨父摇着大纱布网过滤豆渣,顺便看着大铁锅里熬煮的豆浆,等到了火候,俩人便配合:“点豆腐”,在大铁锅里加入秘制的卤汁,锅里的豆浆经过“点化”后变成豆花,之后,再经过纱布过滤,石板压实,最后变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
这种热气蒸腾的场景并不是每次都能赶上,大多数时候姨父已经把做好的豆腐块搬到了另一间屋,等待售卖。而能在旁边现场观摩,大多是姨父给我开的超级vip通道,为了满足一个小女孩旺盛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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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格外清晰的是姨父沾满水汽的眼镜。
随着豆腐坊的生意越来越好,流言自消。除了本村,邻村的人也专程来姨父家买豆腐,我为他高兴,我觉得他是得胜的军师,而他的胜利也消减了我之前的不平和难过。
豆腐坊开了三个冬天,在第三年的年下,姨父家的一圈猪突然在一夜之间都死了,死因是被投毒。之后,豆腐坊也随之关停。
不签
90年代,村里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姨父承包了山上的一片果园,期限8年。此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果园里,春天种树,修剪,夏天除草,打药,捉虫,秋天摘果,做防护套,为果树过冬做准备。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姨父的大儿子初三读到一半,觉得上学太苦,死活要辍学。
当时村里的养娃观念:男做劳力,女为彩礼。
儿子辍学,省了伙食费住宿费,还能帮家里干活,半大小子,能扛能挑,所以很多大人的想法是不上就不上,回来干几年活,攒够了彩礼,娶房媳妇,妥了。
当然也有一些认为男娃子要多读书的叔伯大爷,主张用鞭子抽一顿再给他送回学校去,死活都得让他念,念不成别回来。
姨父没同意辍学,当然更没用鞭子抽。带着大哥去学校告了一个学期的假,便拎着铺盖卷儿回了家。
从那个春天开始,每天去果园的人,是姨父带着不想上学的大哥,春天忙到夏天,直到秋天收完果子。大哥跟姨父说:大,我还是想回去上学。
于是第二天大哥就背着铺盖卷儿重新回学校复读去了,第二年中考,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之后又考上了省里的一所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银行,皆是后话。
后来一起聊天,大哥说,这辈子都不想在果园里除草捉虫,以后自己孩子不想读书,就送去先干一年农活。
另外一件大事,是姨父跟村里最大的家族结了仇。
上世纪90年代末,一条“黑金之路”正悄悄在我们那条蜿蜒了数十年的土路上繁荣起来。
路上的大卡车越来越多,超载十倍二十倍的大卡车里装满了高品级的无烟煤,通过这条无人监管的路运送到某城的水泥厂,一个暴富和造梦的世道猝不及防砸碎了一个小村的宁静和闭塞。
先哲说,要想污染一个地方,要么用垃圾,要么用金子。
随着这种可复制的短平快暴富模式越来越显著,村里人纷纷入海。
有胆量有头脑的人们开始贷款买车,贩煤,等待暴富。
有体力不爱学习的男娃们纷纷辍学,学车,跟车做学徒,等待暴富。
没胆量贷款也没儿子可以做学徒但勤快的人们,就在马路边盖房子开饭馆。
而还有一小搓没胆量贷款但有胆量拎刀的人们,则仗着家族里男丁多让全村人签字为证以维护路面为由收起了过路费。
姨父没签,从始至终。
之后,在某个深夜,姨父家“意外”着火,所幸家里没人。
凡人修仙
之后几年,姨父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进了银行,女儿也考上大学,去了遥远的海滨城市。
而我也离家越来越远,读书,工作,常常一两年回家一次。但不管何时回家,都会找姨父坐坐。
尽管大哥大姐都在大城市买了房,但老人始终还是喜欢村里的自在生活。这两年姨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开始偷偷追网络小说,常常被张姨抓到后骂得狗血淋头,但他一如既往坚定认错死不悔改,最后一次帮姨父下小说,是他心心念念的凡人修仙传。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姨父去了。
姨父是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走的,没病没痛,就在冬日的暖阳里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而前一天他还上山劈柴火。
母亲说,她接受不了,不能相信,他才刚60啊。
电话里,母亲几度哽咽。
末了,她说,姨父信佛,至善之人,也算是得了善终。
我也不能接受。心,在那一瞬间突然像失了重,没着没落。
后来,重新翻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
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去世后,从各处涌来的人们从半坡铺到了坡根,想送他一程。
人们先后看到了朱先生的遗容,遵照朱先生的遗嘱,不装棺材也不加盖蒙脸纸,朱先生仰面躺着,依然白皙透亮的脸面对着天空,雪霁后的天空洁净如洗,阳光在雪地上闪射出五彩缤纷的光环。
黑娃送走灵车,回到炮营驻地,把一路琢磨好了的词写在白绸上:
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
写下此文,姨父离开已将近一年,他挚爱的凡人修仙传也已经改编成手游和网剧。
种种惦念,深藏于心,故以此文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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