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并不普通，它比方言要高雅，它比土语要开明。
也许是在村子里长大的缘故吧，土生土长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即使站在庄稼地里，张口就是方言，闭口还是方言。我不知道普通话为何种尤物。直到读中学的时候，我才听到有些年轻的教师在说普通话。难道镇上或城里才有说普通话的空气？而村子里却没有讲普通话的土壤？有道是：“物以稀为贵。”那时候的我，才知道普通话是多么珍贵的语种。有的同学开始学说普通话了，只是大多数人仍旧像我一样在观望。固执的头脑，私底下议论纷纷：“说普通话，真够拽的，也不怕硬了自己的舌头！”回到家里，我们对着父母说普通话，父母也会感到别扭的。因此最好的语言仍是方言，尽管它土得掉渣，但在农村却有广大的市场。毕竟有很多人在领它的情，毕竟有很多人在买它的账。
记得刚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在宿舍楼里，我和几个小老乡在用方言说笑着。不经意间，我看到对面床铺上坐着的一对父子，正在用听外语的神情看着我们。我们是枣庄的，他们是烟台的。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其实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懂。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行使说普通话的权利，可是他们却似乎在请求我们履行说普通话的义务。管他呢，反正对方又不是我们的老师。拜托了，请放我们的自由一马！难道你们管天管地，也想让北京人说上海话不成？我们是在东北求学，又不是在江南深造，何必要管得那么宽呢？你们觉得，你们是谁？
在中文系的教室里，我们听东北人说普通话，还真是一种享受。他们的嘴里像是含着会说话的糖，声音很甜。我们听得美滋滋的。要知道，甜美的普通话不会让舌头生硬，只会让舌头服软。对于听觉器官而言，这简直是一种艺术按摩。享受！享受！
终于有一天，中文系的老师开始考核我们了。老师要求我们，要用普通话进行讲课。毕竟我们即将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以后，我们不再是桃李，而是园丁。如果还在搬弄方言的是非，我们恐怕就难以在课堂上找到用武之地。自信心告诉我，我是能够说好普通话的。可是一连等了几天，我都没有听到老师念我的名字。从班长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我还得再等上几天。“夜长梦多”，我才不管那么多哩！早讲完，早了却一桩心事。岂不快意诗情？于是私底下，我便与那位女生互换讲课的那两把神圣的交椅：“今天我讲，几天以后，等到该我讲课的时候你再讲，行吗？”她欣然答应了。学着老师上课的样子，我还加上了一点前奏（抑或是前缀），盛气凌人地在讲台上一站，还故弄玄虚地往讲桌上吹了两口“仙气”：“以后值日生打扫卫生的时候，别忘了把讲桌也擦干净！”我听见了同学们的笑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也看到老师为我鼓掌时的造型。这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情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大学的教室里，师生们坐在一起，听我讲《荔枝蜜》的情景。也许是讲得太投入的缘故吧，我感觉杨朔就坐在台下的正中央。如果说讲课是一场战斗的话，那次战斗，我使用的称心如意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通话。原来，善于讲方言的我，也可以成功地驾驭普通话。
毕业以后，在考普通话等级证的时候，我发现试卷上的那些词语，我基本上都认识。阅读的那段文字，也算流畅。至于口头作文，当然更难不倒我这位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了。二级甲等，算是合格了吧。细心思量，我与一级乙等、一级甲等的优秀程度，还有一段较长的心路历程。
但我无所畏惧，愿意牵着普通话的手，走向语文更美好的未来，走向教育更盛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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