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族世家与部曲佃客
东汉末年乱局的三大原因：
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造成了老百姓根本没有向上游社会流动的机会。首先，少数人垄断了权力与财富，必然导致多数人的权利与财富不断的减少；其次，东汉经学强调章句，这必须是经过长年累月不间断的背诵，才能获得的学问。这么大的开销，只有有钱人家才能担负得起。因此，土地兼并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有钱人垄断了进入官场的机会，而权力资源垄断，多数人生活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挫折感和恐慌感。
二，外戚、宦官、恶斗，外朝被卷，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使得朝廷一下子少了一千多名官员，这几乎导致朝廷无法正常运作。灵帝卖官，一方面赚钱，一方面补空缺，可是靠买官上位的人能靠谱吗？
三，宦官养子袭爵蔓延到了地方，与地方豪族起了冲突，权力斗争从中央扩散到了地方，又从地方上升到中央。
这三大乱局使得东汉朝廷衰微，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农民失去了土地。
上百年的兼并使得土地高度集中，生产者无法拥有土地也无望拥有土地，当社会发生动乱时，生产者没有对土地的依附感，所以他们会选择逃离，而逃离一般分两种情况，第一，逃的太远，干脆就不回来了，反正没有土地，给哪个地主打工都一样；第二，变成流寇，用暴力养活自己，而被施暴的农民，索性也加入了抢夺者，一起向下个目标西去。黄巾军的势力为什么突然星星之火就燎原了？除了宗教的原因，更是社会结构松散乃至解体的原因。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必须有三个支撑。
第一，农业生产的可预期性。农民们最害怕的不是有人要收走一部分收成，而在于被收走的与留下的比例，如果留下的过于少，根本都活不了命，那农民还有生活的希望吗？
第二，宗族纽带的支撑。在汉朝的稳定阶段，人们是不愿意离开宗族的，因为宗族会给予自己很大的帮助。一个家庭如果突发困难，是可以得到宗族的救助的。
第三，合理的社会流动。农民们期待日复一日的努力耕种，日子会越来越好，儿孙不再那么辛苦。合理的流动就是通过勤劳，日子越过越好。
然而在东汉末年，这三个支撑都破坏掉了。努力耕种也没有保障，上交后留下来的粮食根本不能让全家糊口；下层百姓持续贫困，宗族无法给予内部成员提供紧急救助，因为大家都很穷，所以宗族的作用消失了；社会流动只会向下，不会向上。子子孙孙不是越过越好，而是越过越差，日子已经完全没有了盼头。
上层建筑的恶斗，加上底层人民的恐慌，最终引发了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黄巾之乱爆发了。
黄巾之乱“各地峰起”，因朝廷的很多官员都是向皇帝买的官，所以导致在职的官员既没能力也没责任感，他们压根就应付不了。朝廷无奈，只能将权力下放，任命州牧。州牧可不是一般朝廷的官员，它既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还享有管辖地的赋税。这就了不得了，几乎是给你一片地让你自治了。而能当上州牧的一般都是地方的豪族，由于之前宦官养子的势力都延伸到了地方上，因此，这些州牧在获得权力后，立刻就开始了打击地方上的宦官势力。
与此同时，中央朝廷也没闲着，汉灵帝驾崩后，何皇后的儿子即位。外戚何进也依照原有的模式与外朝结盟。这里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何进这个外戚的身份，不同于以往东汉的外戚，因为他是屠户的儿子，所以他身后是没有大族支撑的，他是靠着何皇后的关系起的家，在这点上，倒是跟西汉的外戚一样；第二，这个时候的外朝也已经转了型，因为一千多个爱“清议”官员，受党锢之祸都下了大狱。这个时期的外朝势力已经转型与地方势力联合了。而当时地方势力最显赫的就是袁绍。
何进想抱袁绍大腿，袁绍建议乃至逼迫何进以激烈的手段彻底消灭宦官的威胁。而何进的困难是他并非大族，没有武力资源，所以只好借兵。他借的是董卓的兵，让董卓将军队调至李洛阳八十里的地方。
董卓来了，何进却犹犹豫豫。第一，他对自己的实力担忧，第二，他对宦官还是很畏惧的，第三，他对董卓也有些担忧。他的犹豫给了宦官机会，张让先下手为强，趁何进进宫的时候，杀了他。
听闻何进被杀，袁绍立即带军入宫与宦官正面对决，他杀死了两千多名宦官。宫中大乱，董卓听闻后，立刻领军进入洛阳并控制了洛阳，然后他干了一件这辈子最蠢的事情：废掉何家所拥立的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献帝。
董卓完美的给各方势力提供了一个可以讨伐自己的理由。一个并州牧，且与董太后并无实际的亲戚关系，以武力强行进入国都，自作主张废掉皇帝。且不说他这是大逆不道的叛乱行为，在外人看来，他控制了皇权，又有那么大的野心，其他的实力派们必然不满，同时也产生了不安全感。
于是一时间，至少有八股地方势力迅速联合起来，以废少帝的罪名兴师讨伐董卓。这个联盟叫关东军。参与关东军行动的首领们，大多是各地的州牧，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这个人是朝廷任命的校尉，相对而言既没那么大势力，也没那么多的兵力，却也以护少帝的名义加入了讨伐董卓的行列，这个人，就是曹操。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继承了曹腾的爵位，曹操也当上了上骑都尉，因曾经领军攻打过黄巾军，有了打仗的资历，所以加入了反对董卓的联军。
八股不同来源的势力进行联合军事行动，这让董卓有了极大的压力，他选择离开洛阳。这是历史上一个特别悲惨的事件。受武力的挟持，小皇帝和外朝官员以及多达两百万的人口，被迫西行。虽然史书记载的两百万人口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流亡般的大迁徙准确无疑！走在流亡队伍最前面的，便是汉朝的皇帝。洛阳在动乱中瓦解了。
人为的大骚乱，很快就带来了大劫掠，没办法，大量的流民需要吃饭啊。这个时候哪个地方有着正常的生产，反而会招来饥渴的流民。董卓之乱最可怕的之处，就是在于他使得洛阳解体，大量的洛阳人口变成流亡人口。
州牧和地方豪族本来只要管理好自己那片地就行了，现在被迫的化被动为主动，先扩张自己的实力，将军队带到别人的区域，强行就食，后来，这些有组织的军队，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斗，而且这种战争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寻找活下去的资源，那么，此时的战争重点就在于抢夺，这就引发了残暴的屠杀行为。而这种残暴又带来了两个恶果，第一，使得大量的土地荒废；第二，残暴的屠杀行为，使得河道都堆满了尸体，从而引发瘟疫。史书曾记载，尸体使得“泗水为之不流”，泗水可不是乡间小溪，那是一条大河，把大河的水都堵住了，至少得堆几万具尸体。因此，那个时候的史书经常记载秋大疫、春大疫，整个国家不分东南西北，到处都是灾害，民不聊生。
人口大迁徙，中央迁往边陲，中原疗落边陲地方势力脱颖而出，江南是吴，蜀地是蜀汉。
董卓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杀少帝，搞得大家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在挟持献帝三年后，董卓被王允和吕布杀了，这中间还穿插了一个貂蝉的故事。董卓被杀后，他的军队被李傕和郭汜接收，而李傕和郭汜又杀了王允。长安陷入一片混乱，皇帝和一群外朝大臣被迫逃亡。
这是中国帝制史上的第一次皇帝逃亡，无护卫，无地方接待，还得躲避各方势力的袭扰。皇帝无待遇，无尊严，中央政府彻底瓦解。由于是逃亡，所以官方文书在逃亡中遗失，这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说，汉献帝是怎么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长安又逃回了洛阳的。
当时的洛阳附近，袁绍在北，曹操在袁绍南，袁术在曹操西面。其他远一些的势力，刘表在荆州，孙策在东南，刘章在益州，马腾，韩遂在西北。看这会儿的地方豪强分布图，此时还没刘备啥事儿呢。
汉献帝一路流亡，本来他想投靠袁绍，可是不仅袁绍拒绝了他，其他人也没有要收留他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挟天子的两拨人，第一个是董卓，第二个是李傕和郭汜，这仨人都没好下场。很显然，大家都不想迎皇帝，因为谁都不想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也就没人将倒霉的流亡皇帝看作是资产。
可怜的汉献帝，经过了悲惨的一年的逃亡，终于回到了自己十室九空的旧都洛阳。后来曹操将他带到了许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有什么样的诸侯？这个皇帝九岁时由董卓拥立，随即被董卓带到长安，离开了东汉原来的政治中心。三年后，董卓被杀，李傕和郭汜也因为内讧而陷入战乱，献帝出逃，他没权利基础，又没有领导力，甚至没有了基本做皇帝的尊严，除了拥有一个名号之外，他还有什么？他还能号令谁？所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观点是经不齐推敲的。
我们其实应该反过来问，别人都不敢接受的献帝，为什么偏偏曹操敢接受？袁绍不愿做的事，为什么曹操愿意做？因为相较于其他各方势力，曹操这时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所以他才敢这么做。
曹操的优势来自哪里？来自他看到了动乱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曹操做了两件事来重建人与土地的关系。
第一件事，屯田制。这个制度其实就是兵农合一，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行为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将不直接介入战斗的部分军人转化为农业生产者，为军队建立了自主的经济基础。
第二，招募地主。当时的地主们也没安全感，怕被抢夺啊。曹操招募地主，让地主将手下的佃农、部属、从吏一并带来，在曹操的军事控制范围内，给他们土地。地主们安心组织农业生产，将产出的粮食部分交给曹操即可。
屯田制加上保护地主制，这就建立安全有保障的农业生产。这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连接方式，原来的联接方式靠宗族组织，现在的联接方式靠部曲和佃客。部曲就是具备军事身份的人，忙时生产战时出征；佃客就是集体劳动换取安全温饱。
曹操的脸谱化过于严重，让我们只看到了他的晓勇、奸诈、权谋，实际上，他是具备了开创性眼光的人，他看到了乱世的本质，并给出了很好的处理方式。最终生产力开始提高，他才有条件将皇帝接过来，也才有实力以皇帝的名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与其它割据势力进行纵横。
在北方，曹操恢复了农业生产，吸引了附近的人口，良性循环后，势力直逼袁绍。对决，已无可避免，官渡之战表面上看起来是袁强曹弱，实际上是曹强袁弱，因为打仗打的是综合实力。战败后的袁绍袁术，退出了群雄竞逐的舞台，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
在南方，孙策孙权地处边陲，战乱破坏少，生产条件又佳。南方经济发展超越北方，且一路领先，这也是后来六朝的渊源。
在蜀中，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一个分裂秩序的设想——三分天下。既有的刘姓皇帝已失去了统治的尊严和合法性，那么新的刘姓皇帝就有了存在和崛起的空间，这给了刘备机会，刘备接受规划，利用宗亲地位扩张实力，先是搞了刘表的荆州，后来又弄了刘璋的益州，最终，在四川建立了基础。
刘备在四川盆地的优势是易守难攻，而南方的优势是有长江天然阻隔。而曹操控制的北方版图虽大，但战乱破坏严重。所以表面上看，三国所占的土地面积很悬殊，但就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三个政权在当时大致是相当的。
那是什么原因让三国在《三国演义》里面只存在了三十三回呢？其实都是战略性的失败。
曹操被表面误导，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导致了赤壁之战的失败。他没有考虑到劳师远征，也没有考虑到魏军不善水战，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综合实力，还没有达到攻打东吴的时候。北方的实力必须要再等十几年，等到经济和军事再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拥有足够的优势，渡过长江。
蜀汉是政治性的错误，强行出征，导致大幅削弱自身的实力。《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情节，使得很多读者都不忍卒读，因为读者都能看出来，蜀汉并不具备可以那样挥霍的实力，小说里，诸葛亮实在是太想完成托孤的遗愿，给阿斗铺一条康庄大道，因此犯下了明显的错误。
晋取代了魏又结束了三国，北方势力高涨，是因为重建土地的生产秩序，而部曲和佃客，成为了豪门大户的私民，不在朝庭的户籍里，这也使得后来的魏晋朝，开始有了庄园的形态。
东汉末年的骚乱和分裂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中央朝廷的瓦解，虽然在西晋有了短期的统一，但是西北地区无暇顾及，这就导致了游牧民族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为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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