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书·芒种】《万历十五年》(上)

阅读历史的两个要点是：第一，对你感兴趣的事件或时期，尽可能阅读一种以上的历史书。第二，阅读历史时，不只要关心在过去某个时间、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尤其是现在，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行动的原因。

                          ———《如何阅读一本书》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如果不把一个历史事件代入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现在认为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

                              ———《罗辑思维》罗胖

  以上引用三个观点，是我认同的历史观。

在书的背后有这样一段话：万历15年，系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时间表面看来虽然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给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以上这段话就代表了整本书万历15年的架构，这本书不是以传统历史编年体的形式所撰写的，而是用一种网状的结构，从一个时间点往外扩展，以『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去构筑了我们对明史的一个总体印象。这里的每个人包括万历皇帝和当时他的老师张居正还有他的下一任首辅申时行，之外还包括当时的名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

由于我对李贽的哲学思想和他本人精神分裂的行为，我实在是无法认同，所以在本文中不对李贽做任何阐述。

1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的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成然，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和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通通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与阿谀奉承，因宠弄权，则不符合事实。

以阶级而不以才能分人，自然让有才的宦官，有隐于暗处之患。宦官之中的能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掩人耳目，暗中把持权力，直到外界发觉却已经压制不住。大太监冯保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2

1577年秋天，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次年计11578年，张居正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长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去处。这一路上张居正的排场浩大，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外迎接，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张居正的助教，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厅，还有小书童两名在那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作为万历年间名望极顶的首辅，同为皇帝的老师，在皇帝面前表现得恭恭敬敬，非常廉洁，而除了皇宫之后，他又不能以身作则，自律廉洁。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对以后万历皇帝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张扬的性格也得到了报应，在他死后清算的时候，很多人以此事为把柄，说其是误国误君的罪人。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张居正当时的行为确实影响了日后万历皇帝的处事风格。开始怀疑人生的万历皇帝对朝廷的事情开始漠不关心，把自己圈在皇宫之内，几十年不临朝，这种惰政，导致了明朝的衰败。

3

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恩宠。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只有闭花羞月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智，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外貌随时间递减，才华随时间升腾。

4

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按章节敷衍搪塞或以佞辞奉迎恭维，无疑属于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古为今用是一种很好的治国方法。通过反省历史而不再走老路。但是一味的古为今用，也有一个弊端，因为这种方法否定了历史是发展进化的现实，科技需要进步。在历史当中很多君主都重视历史，回顾历史，借鉴历史，但是他们从来不往未来看。这也是导致了朝代更迭的一个重要原因。

5

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成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说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禅，而贤者有所依归』。

无论是为名还是为利，在一个组织当中所有的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如果一项政策的实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奋起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就是一项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尽善尽美。在这样一个以文官体系治理国家的系统里，理论和人事的优先级是人事大于理论。这也是明朝必然衰败的内在逻辑。

内容较多，分期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