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一）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传播、文化、符号相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幅层叠的网状结构。起初我也十分的迷惑，在反复阅读之后，不能说理解，只是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作者对于“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概念的解释，源自对于“符号”的概念解释。所以本文的重头戏也在于符号的理解。

  社会的文化构成要素众多，思想来源广泛，历史纵深长。就像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特征明显，内涵丰富。东方文化起源于老庄先贤思想，最早追溯至炎帝黄帝，甚至山顶洞人时期。这不只是因为地域而产生的差异，还有种种偶然性存在其中。西方是典型的海洋文明，文化的形成大多与海上贸易和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有关，有限的文化在吟游诗人和骑士精神的传颂下一步步光大。两者对比来看，差异明显，观察细节的话，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复杂性。

  而传播体系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进化，就像皮亚杰的基模理论中提及的认知基模，东西方的传播历史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一样，因此产生的传播模式也不甚相同。西方注重的更多的是从媒体获取信息，而中国人似乎更乐意从他人口中获取信息。近代以来，西方的报业和广播电视的传入，传播体系深刻变革，逐渐地改变了我们国民的信息获取渠道。然而在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影响下，中国的传播又不像西方那样的“自由”。

  面对社会形态的差异，传播体系的差异，“文化”如何潜藏在“传播”纤细的外皮下？詹姆斯·凯瑞认为符号是一个关键性的纽带，将“传播”和“文化”关联起来，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就不得不说符号的作用了。

  对于符号的定义，赵毅衡的《符号学导论》中提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从这个定义来看，符号与意义绑定，是一对绝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上显示“符号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或标记。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俗成，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再看过其他的定义，我发现符号其实是离不开“意义”的。人们想要传递信息，而脑中的事物何以传达给他人，使得你脑中的事物在他人脑中同样的呈现？这就需要符号成为一种转述工具，将某事物约定俗成的定义为某种可以表达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语言、文字、动作等。就像提出新概念的时候需要给它下定义一样。要想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就必须让我表达的东西在你脑中同样呈现，这样才能进行其他的解读。索绪尔将单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即符号的形象和符号的含义。而能指和所指间并无关联性，符号之所以能代表意义是因为人为添加的关联。“蘑菇”的符号样子和它作为“一种伞状菌类”的指代含义并无关联，同样的还可以是“电饭煲“、”摩托车“…… 只是因为我们把它叫做”mogu“所以大家公认为它是在无法凭空绘制一个蘑菇的情况下用来代替蘑菇的形式。

同时，这种指代也具有相当的误差，不说写意的中国，就连西方一词多义的情况也数不胜数，那这样一来符号的歧义所带来的差距就相当的巨大。那一个较为常见的例子来说“beach“和”bitch“二者差距只在读音长短，在正常语速下，受者其实可以随意理解，而使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纠正这种差别，只能靠受者在当时环境下的应变力。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这种差距更是会被无限的放大。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对于相同事物的符号定义各不相同，定义抽象事物的方式各不相同，定义某事物的角度也各不相同。这样一来，符号所传达的意义就十分的令人迷惑了。例如“dumplings”和“饺子”，事实上，“dumplings”是指一切皮包馅（肉）的东西，翻译到中文后就成了“饺子”，而经过这样的翻译所产生的误差，将这种不同完全的忽略掉了。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才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包括文献、理论的翻译，稍有不慎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

因此，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每当一个新概念产生，我们所接受的符号在约定条件下的意义，和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新概念的原本的意义不符合，并且没有更加符合的符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借用其他的符号来解释这个代表新概念意义的符号的意义。那么这一过程就可能是可控的，甚至普遍的。这意味着，我们所要理解的每一个新概念都可能是经过加工的，被希望让我们看到某一面的媒体所控制和解释，从而让我们理解那个不怀好意的媒体希望我们理解的新概念，而不是新概念它本身的意义的理解。举个不算恰当的例子来说，前些日子的“基因编程事件”，网络和电视上所传达的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息，即“基因改造技术是一个不好的技术，它将带来阶级固化，伦理问题，和一系列潜在的生物危机”。事实上，这极可能只是几家主流媒体所提倡的观点，换言之是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所以，它可能被粉饰成技术问题和道德问题，以加强法律权威、社会道德和达到技术控制的目的。最后事实说出的可能是另一种话语，而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机会见证的。这也是批判学派所担心的。所以说用符号来解释意义，实属生物不发达的一种解决办法，却塑造了我们的传播习惯和社会文化，并且对于符号意义理解不同，使要达成大多数的一致变得十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