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瑞的文化与传播思想的内涵
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
从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时起，美国社会文化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它对传播的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是美国文化和工业文化中最常用的一种定义，它更多地具有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或把信息传给他人（giv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在本质上，信息的移动——即传递，被看作是一种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这是因为传递观本身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社会因素，为了实现地理和运输的控制目的，把讯息或信号从一端移至另一端。具体来说，传递观的含义尤其社会历史根源，它来自于出于政治和商业目的的美洲拓荒时期。基于这种对“传递”的理解，凯瑞指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传播的仪式观虽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并无占据一席之地，但它却是一种更古老的观点，反映的是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可以看出这些对传递的描述都出自同一词根。此外，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强调的是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互动与维系。凯瑞在此并未对“仪式观”下一个“权威式”的明确的定义，他对于传播的观点都使用了一种相对宽松、温和的对话式的探讨方式。但是他对于传递观与仪式观之间也有着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与传递观相比，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人们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人们的共享信仰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并非出于控制的目的而拓展讯息，而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传递观与仪式观都与宗教密不可分，但是在宗教取向上二者之间也有着差别。前面已经提到，传递观的含义始于美洲拓荒时期，这种空间迁移的背后其实是出于一种宗教的动机：摆脱欧洲的束缚、寻找新家园、创造新生活，就是最初赴美的欧洲白人的原始动机。他们对空间迁移本身就是一种救赎行为的观点深信不疑，是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信仰。因此，“运输”这种传播形式就带上了深刻的宗教意味。甚至在19世纪后，电报的发明在最初也并未被用世俗的功用性的眼光去看待，而是被当作在神对基督教超越时空、拯救异教徒的召唤——这些新兴传播技术被视为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工具。
相比之下，仪式观与宗教的关系更明显，源自于一种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等宗教仪式重要性的宗教观，而并不看重布道、说教、教诲等目的性明确的宗教意图。由此，凯瑞认为从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上来看，它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性的行为来建构并维系人类的文化世界，使之成为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各种行为的共同体。为了突出仪式观的这一宗教隐喻，凯瑞引用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的观点，认为社会共同理想的投影体现在各种物质形式中——舞蹈、戏剧、建筑、新闻事件和一系列演说，这种符号体系的作用在于确认，而非提供信息；在于代表事物的秩序，而非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
为了进一步对传递观与仪式观之间的差别做出详细阐释，凯瑞通过报纸这一为人熟知的媒介，举例论证了其在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视角下，分别在社会中扮演了何种不同的角色。
当人们以传递观审视报纸时，会发现它是一个发布新闻与知识和提供娱乐的工具，更多出于一种功用的眼光。在这种视角下，传播学对于报纸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它对受众产生了何种影响：到底是强化了态度还是改变了态度，带来了社会的整合还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
而当人们以仪式观审视报纸时，可以将读报这种行为看作是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在这种场合下，人们并未真正获取多少信息，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却得到了强化。读者作为一场“戏剧演出”的参与者，加入了报纸上的新闻和各种信息塑造出的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虽然它并未产生多少实际效果或功能，但却使读者产生了一种参与过后的满足感。
值得注意的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目的并不是要让这两种观念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相互否定。他指出仪式观并不完全排除信息的传递或态度的改变过程，它只是主张人们采用仪式性的观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否则若只把传播简化为信息的传递，人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传播过程。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凯瑞对于传播的观点偏重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他使用的是一种历史的、偏向文化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研究模式。在提出仪式观之后，凯瑞继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解释。他的论述过程借助了克里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中的核心观点——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步步深入，逐一提出了批判性思考，从而引出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
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三种著名的攻克“曼海姆悖论”（关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的策略，即认为传播是一种行为科学，目的在于阐明规律；认为传播是一种正规的科学，目的在于阐明结构；认为传播是一种文化科学，目的在于阐明意义。
在第一种策略——行为科学中，存在两种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即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因果解释试图从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传播效果，重点在于突出环境的作用力，但凯瑞指出因果模式会引发传播的权利模式，即把传播当成一种权力，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功利的危害。并且因果模式也具有一些缺陷因为它无法从事物的前因中预测之后的行为。而功能解释，即功能模式，它的研究领域由原因转向了结果，把传播看作是一种释放焦虑的方式，传播行为都具有特定的目的，功能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使用于满足理论对于传播现象的分析。凯瑞认为功能模式往往从结果出发，研究大众传播的具体效果或功能，但却无法说出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情形下具有此种功能。此外，因果模式和国内模式也具有共同的缺陷，即把经验的内容消解为某种前逻辑或原逻辑的东西，而不去把经验内容本身看作是有意义的符号加以考察。如同社会上较普遍的一种对电影的分析一样，人们会强调内容之外的各种因素，但却很少对电影台词进行分析，没人注意电影具体在讲些什么。
第二种策略将传播看作是一种正规的科学，这离“传播”本身的含义相差甚远，因为它会把人类行为消解于模糊和抽象的结构中。凯瑞认为唯有第三种看待传播学学术目标的途径是可行的，即文化研究的策略。他认为文化研究的目标是平实的，它是要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更积极地说，它“绕过了行为研究所看重的经验主义于正规理论空中楼阁式的玩意儿，并深深扎根于经验世界中”。文化研究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任务是建构对这一文本的解读。对于当前的大众传播学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正是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应用到更为广阔的当代传播产品中，包括新闻报道、官样语言、歌曲、政治修辞、连续剧、谈话节目等休闲的仪式与信息，而这些正是雷蒙德·威廉姆斯所称的大众传播曾经错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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