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宫市工作期间，写公文材料时，若遇介绍南宫棉花种植情况，则经常会以“种植历史悠久”“全国优质棉基地县（市）”“棉花百强县（市）”云云。
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充分依据的。如初创的明嘉靖版《南宫县志》《方物志》中，关于棉花种植即记曰，“枲（音：xǐ。泛指丝麻），多木绵、多丝、多麻”，这里所谓“木棉”即当今之棉花。而“木绵”前着以“多”字，则无疑又说明种植面积之大。
之后的明万历、清康熙版《南宫县志》对棉花种植均作这样记载。
1936年编印的民国版《南宫县志》在《疆域志》之《物产篇》中则作了这样的记述“棉为本县大宗产品，故业此者众。外籍之商，本县坐贾，随在收罗，曰褂秤。褂秤者曰用机器扎成巨包，曰花包，每包重量约一百六七十斤。北运天津，东运济南，冬春之际，车马络绎不绝于途。以丰年计之，其总额当不下千万也。”由此，亦可见当年棉花种植面积之大、产业之盛。
而若翻检近代史料则又发现，历史上南宫植棉的真正膨胀期、亦或高峰期当在日占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一方面，在军事上于华北策动分裂活动，制造“华北事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则以“中日经济提携”之名，行对中国经济侵略，“以战养战”之实，扩张其经济实力，为持续侵华不间断地提供物资保障。
1935年初，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了所谓“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的演说，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中国的铁矿、煤、石油和棉花等原料实行掠夺和垄断，对日货实行倾销和强卖。紧跟这一侵华策略，其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则赤裸裸的提出，日本因“痛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痛感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因此，“占据满洲之后，应再继续图谋”向海外寻求扩张，为“解决扩大工业，必须确保相当范围之原料与市场”，而“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之华北。”，所以从各方面看，“华北诚我国之最好殖民地也”（《民国档案》1987年第四期，第31-32页）。
为此，他们以“华北事变”为支点，以“中日亲善”和“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以日本在华工商业界为主体，以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保障，通过“更换马甲”，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军、工、商合力，积极谋划并推进着这一“亲善”策略的实施，企图将华北变成“满洲第二”。其实施计划大体有五：
一是中日间互派考察团；二是日本协助中国改良农业技术，杜绝洋米洋麦输进中国；三是中国生产大宗农业物，供日本工业之用；四是增进中日间贸易，根绝排斥日货运动。日本在华购棉花三千万元；五是在上海设二万万元信用制度，以其两国贸易之圆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47页）这里明确提出了收购棉花事宜。
此年，日本外务省所拟定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在“农渔村之振兴”措施中，亦明确提出了“为涵养民力，以谋渔村之福祉，首先促进棉花、盐、羊毛等之对日输出，并进行治水及水利事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165页）的设想。这里也把棉花这一重要民生和战略物资摆在了重要位置。
华北是棉花高产区，据松室孝良秘密调查统计年产棉花在三百三十万担，而冀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土地禀赋、交通便利，又为棉花种植、输出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势必引发日本的觊觎之心。为此，他们从“尚需相当岁月之经营与培养”（《民国档案》1987年第四期，第31页）的思路出发，便从改良棉种、管辖产户着手了。天津日本领事馆在天津设立华北农场实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同时，六家日本纱商又成立了华北棉花协会，试行统制华北棉产。他们还在天津、青岛成立了棉花交易所，以控制华北棉花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51页）
他们瞄准华北，入手河北，严控冀南，在军事威逼、政治分离、经济垄断多措发力下，便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使之变成了日本的重要物资输出地。而冀南和中国沿海、铁路沿线的各地一样，则成为了走向半殖民地道路最早最先的区域。
因此，1939年8月7日时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财经委员会主任罗青在《冀南游击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指出，特别是“1936年，冀察政委会又与日本订立经济协定以后，在所谓奖励中国大量植棉，完成中日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同时图谋增加中国农民的购买力”“阴谋之下，冀南以往普种食粮的广大土地，马上便大部的变为日本的植棉区域。如南宫、威县、平乡、永年、宁晋、束鹿、新河等县，估计差不多有50%以上的优良的耕地，沦为日本的军事原料的生产地，而一下子便加深了冀南区农村殖民地化的倾向和创痕。”（《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日寇把从冀南低价收购的棉花运往日本，而后又将日本商品大量向冀南市场倾销，从而使冀南的经济对外依赖度更强，竟造成了本来盛产粮食的冀南地区常常发生粮食恐慌的局面。有钱的人手里拿着现钞，吃饭都很困难，而无田的贫苦农民就更不待言了。
就这样，冀南，在“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策略的深化中，使大部分地区陷入空前危机，同时也使这里的棉花种植深深打上了殖民侵略的烙印。这无疑就是日寇通过棉花种植，在南宫乃至冀南进行经济入侵和掠夺的有力证据。
张范津 2022年8月5日（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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