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公平

人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就不再被认为“有前途”了，我觉得是40岁左右的时候。

    ——丹尼尔·卡尼曼

1984年，泰勒39岁。

这一年，他与卡尼曼一起在UBC度过学术假期（sabbatical），他们和杰克·林奇合作，投入了围绕“公平”的一系列研究。如果说心理账户和自我控制仍然多出于利己主义（但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理性经济人”），那么“公平”的概念则更多关乎利他、长期合作、博弈等。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多，主要涵盖以下几个问题：

人们觉得怎样的情况算“不公平”？又在怎样的情况下觉得可以接受？

如果有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觉得不公平，那么另一小部分觉得公平的人，会不会有些系统性特征？

怎样突破囚徒困境，达到“合则两利”？

有证据表明人们“一旦拥有，就会喜欢”吗？

公平：敲竹杠、拍卖与涨价

在大雪天后提高雪铲的售价，被82％的一般居民认为是“不公平”的敲竹杠行为，然而同样的问题拿到MBA学生面前，却有76％的人表示“可以接受”——供需影响价格，需求增长了，自然要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人（表现为愿意支付的价格最高）手里。我们是不是该警醒一下经管学科的教学——管理者们与经营者们在常年的商学院“精英培育”下，已经与普通人（通常是他们的客户）想法迥异，这样真的对MBA们所在的企业有好处吗？

奢侈品的拍卖一般不会引起大众的反感，毕竟那是富人的游戏。但有些短期内抢手的普通商品（比如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火起来的网红玩具娃娃）因为数量稀少而被商家拍卖，则被很多人所诟病。如果这种商品是如医用药品一样有着救命属性，那么拍卖它以攫取利润简直就要犯了众怒。

将拍卖所得部分捐赠给福利机构，可以某程度上安抚大众的“不公平感”——大家很关心分配方式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是谁。另一种安抚方式是玩弄文字（框架效应），比如你永远不要对顾客说“我们涨价了”，而可以说“过去这个商品一直打折，现在我们恢复了原价”。名义工资刚性也是一个例子：你可以裁员，可以搞通货膨胀，但不要减少工资单上的数字——否则大家真的都很不满意。

商家对商品涨价，或者对某项一直免费的服务进行收费，也是需要谨慎而行，且悄悄为之，不要声张。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为了推广ATM的使用，决定对人工服务实行每次3元的收费，还大张旗鼓宣传——这真是南辕北辙，在竞争对手“趁你病要你命”的痛击下，把自动和人工两边的顾客都赶跑了，落得被收购的下场。

聪明的商家知道把握涨价限度——如果你宰客太狠，那么下次他们就不来了，你确定挣了这次的钱就要跑路吗？很多规模并不大的餐厅、旅店都懂得“养回头客”并坚信口碑效应，反倒是苹果、索尼、可口可乐这种大公司，经常犯一些奇怪的涨价错误来背骂名。比如惠特尼·休斯顿去世时，她的唱片突然涨价六成；再比如Uber的价格居然会在暴风雪天气时上浮10倍。事实上并非这些公司有资本店大欺客——他们后来都为危机公关付出了更加昂贵的成本。

关于公平的博弈实验：人并不都是“理性的蠢人”

最后通牒博弈

博弈过程：提议者获得一定现金，由他向响应者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该方案，则执行分钱；如果不同意，则两人都空手而归。

经过实验经济学家们的大量实验，最后通牒博弈的结论大概是：

1.大多数提议者倾向于对半分，这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违背。

2.大多数响应者的做法是：如果我能得到超过20％的钱，就同意；如果连20％都不到，则拒绝。

3.分配金额的多少（10美元还是1000美元）并不会严重影响实验结果——无论是提议者还是响应者，对公平的关注程度都普遍超过了利己。

4.提议者的最佳策略（在不被拒绝的前提下，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大约是：分给响应者40％。

独裁者博弈和惩罚博弈

博弈过程（独裁者博弈）：提议者和班上另一个匿名学生共同分配20美元，提议者有两种选择：自己18元对方2元，或对半分。响应者只能被动接受。

选择“我多你少”的提议者记为U，“一人一半”的记为E。

博弈过程（惩罚博弈）：一名学生被邀请与两人（这两人就是独裁者博弈中的U和E）中的一人进行新的分配，他可以选择与U一起平分12美元，或者与E一起平分10美元。

虽然惩罚博弈中，与U平分12美元显然要多赚一元，但81％的参与者选择了与E分钱——他们认为U应该因为在独裁者实验中的“不公平”行为得到惩罚，为此自己宁愿受到经济损失。

公共产品博弈

博弈过程：10个陌生人被各自分配了5美元（每人5张1元纸币），现在他们被要求匿名捐助一定金额（根据自己意愿）到一个空信封里，而最后这个空信封里的钱会被实验者加倍后，再平均分给10个人（比如10名参与者一共捐了23元到空信封，那么之后他们每人将分得4.6元的回报）。

理性经济人应该搭便车——一分钱都不捐，因为“没有人会在公共产品博弈中选择合作”。然而实验的结果很有意思：

1.平均来说，人们会将手中50％的钱捐到空信封里。

2.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参与这个实验时，平均只捐了20％。

3.实验对象反复参与了这个实验，他们的合作率呈现了U型：一开始大家都很合作，但渐渐有人看出“自私”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合作率在降低；但再之后，大家又将合作率恢复到了起始水平。

在公共产品博弈中一毛不拔的人被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称为“理性的蠢人”。然而实验证明，重复参与公共产品博弈并不会把人们教成蠢人，而是会让他们认为自己的对手都是些蠢人——没有人喜欢扮演笨蛋的角色。

大部分人属于“有条件的合作者”，即只在有足够多的人选择合作时，他们才愿意合作。这一点非常普遍，甚至普遍到“如果超过半数的人去春游，那么我才去”——你可以理解为从众，却也可以理解为“有条件的合作”。

在不清楚别人是否会合作的情况下，人们会假设别人会合作；如果合作率较低，他们也会变成搭便车的人。这令我想起“信任的演进”的小游戏，对于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欺骗自己（或者说是能不能给出一个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他们有很多策略可以应对，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提议者和响应者有机会互换角色，那么有机会惩罚不合作的人，对维持较高的合作率十分有益。

从代币到马克杯：人们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本性

马克杯实验的过程略显复杂，但本质上是在模拟一个市场：

市场上有12名参与者，他们中有随机选出的6个人拿到了一个代币。组织者分别告诉每个参与者他们可以用代币兑换到的美元数额——从5.75美元到0.25美元递减，这是为了控制市场上所有参与者对商品的效用符合均匀分布。然后，让这12名参与者自由攀谈和交易代币。

平均来讲，这个市场应该发生3笔交易——平均应该有3名代币持有者愿意卖出代币，因为他们能用代币换到的现金真的太少；而另一方面，有3名买家也十分希望以一个合算的价格把它买下，根据代币在参与者中的价值分布，我们知道保留价格（买卖双方的）应该是3元，市场运作良好。

然而，当我们把代币换成马克杯（售价6美元，但参与者们不知道），事情就变了：

这个市场上发生的交易数远低于马克杯拥有者数量的一半（这是理论上应该出现的结果，比如6个代币持有者存在的市场，应该发生3笔交易），而且卖家的保留价格平均为5.25元，买家的保留价格只有2.5元。显然这个市场很难发生交易也在情理之中——卖家不太想卖，买家也不太想买。

泰勒想用这个实验证明禀赋效应的存在：拥有马克杯的人更喜欢马克杯，而没有马克杯的人更珍惜口袋里的钱——然而他们对于马克杯和钱的喜好本应该是随机的（也就是没有系统性偏差的）。禀赋效应减少了市场上交易发生的数量，因为大家普遍珍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并害怕损失它。泰勒将其总结为“损失厌恶”与“现时偏见”，即人们又怕失去，又不愿改变——更愿意做一根一动不动的木头。

然而从“代币”换成“马克杯”，泰勒却在书中忽略了一点：这两者到底是有怎样的区别才导致实验结果的差异？禀赋效应可以解释一部分不假，但无疑还有一些因素，我列出两个：

1.市场对马克杯的估值分布并不如代币那样清晰（更极端的例子比如艺术品，价值很难准确估计，有人当珍宝有人当废纸）。

2.马克杯的变现比代币难得多（因为代币是组织者承诺可以在实验结束后立刻换成现金的），即交易成本高。

不过，马克杯实验的有趣之处，是再次量化了“损失的痛苦到底大过获得的快乐多少？”这个问题——市场的交易量减半，卖家出价是买家的两倍，这些数字都大致显示了：能带来一份快乐的东西，失去它则要承受两份痛苦。前景理论的S形曲线有了更精确的绘制参考。

小结：本章关键词

公平 最后通牒博弈 独裁者博弈 公共产品博弈 禀赋效应 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