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百家罢后无奇士”，历史发展到东汉末期，士人的风骨和豪气已经和春秋战国时期那些真正的士人大不相同。所谓的“魏晋风度”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极的散漫，这和以前那种“士贵而王者不贵”所体现出的刚强的潇洒截然不同。魏晋时期的风度是无奈的小资风度，而先秦的士，身上才真正具有君子的担当。
所以我们看到在汉末三国时期，真正能被称为“君子”的士是不多的，更多的是一些养家糊口的受雇者。这些人靠小聪明出卖智力，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精神追求，典型的例子是贾诩。贾诩虽然有一定能力，甚至是算无遗策，但是他是不具备君子应有的品行的。君子最重要的坚持是“有所不为”，而贾诩恰恰是一个无所不为的人。当然贾诩还算知道羞耻，比他更糟糕的还有许攸、法正、杨仪等人，这些人恐怕就不知耻了。
最后的君子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时代，还是有逆流而上的君子。刘虞算一个，荀彧是另一个。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如今这种浮躁功利的时代，君子是没有办法被理解的。刘虞和荀彧的评价都不高，真正获得认同的是贾诩，以及更多比贾诩还要不堪的钻营小人，因为他们成功了，而刘虞和荀彧都失败了。这个时代是只在乎结果的时代，人们热衷于谈生意而不是谈感情，所以不下蛋的凤凰就不如鸡。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比汉末还要糟糕，当时的大多数人虽然失去了荀彧的坚持，但是至少还对他保有道德的认同感，所以荀彧的评价很高，而贾诩不高。而如今连同情都没有了，所以评价才倒过来，这是价值观扭曲的时代。
即使是在古代，能够真正读懂荀彧的人也几乎没有，唯一的例外是苏轼。许多人头脑都很简单，认为一个人不是帮助曹魏，就是心向汉室，这些人对儒家的精神和文化没有基本的了解。假如荀彧帮助曹操是为了兴复汉室，那么他劝谏曹操迎奉天子就不会用“高祖为义帝发丧”作为比喻。既然荀彧对曹操的政治期望是能够像汉高祖一样平定天下，那么他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汉王朝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最后的君子
作为汉末这个时代顶尖的贤才和智士，荀彧的洞察力和眼光是毋庸置疑的：董卓以乱终，许攸背叛，颜良文丑一战可擒，这些事情无不如其所策。这样的奇才难道看不出汉朝不能够再复兴的道理吗？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劝孙权建号帝王。鲁肃的特点是志大而粗疏，与邓禹相似，荀彧谦逊谨慎，王佐之风，才能更在鲁肃之上，绝不可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辅佐曹操。可是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以自己平庸的才识对荀彧妄加揣测，所以对荀彧“幼稚、天真”的抹黑也就这样产生了。
苏轼说：“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
对于这个评价许多人没有读懂，事实上在苏轼看来，荀彧的目标绝不是匡扶汉室，而是“救天下”，救天下是泛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所谓的“恕”，而匡扶汉室只是对“忠”的狭义坚持，是孔子所谓的“忠”。子曰：其恕乎！可见二者相比，救天下的格调要高很多，这也就是荀彧的理想和坚持。而曹操没有等到天下平定就急于获取权力，为家族利益着想，而不是先考虑救民水火，这导致他丧失了平定天下的机会。于公，曹操不能安天下而济万民；于私，曹操不能坚持谦退的美德。荀彧因此而反对曹操称魏公，是坚持了古代士人“致君尧舜”的政治追求，可谓君子所为。
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的两点原因，在荀彧给董昭的回复中说得十分清楚。荀彧说：“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匡朝宁国”强调的是曹操作为一代人杰的责任，这个责任没有完成，而急于追求私利，这不符合君子“忠贞退让”的品德，因此这件事于公于私都不是君子所为。君子帮助君主成就大业，应该让他具有尧舜这样完美的品德，因此一定要站出来反对，这样做才能称之为“爱人以德”，而这正是董昭等小人所没有做到的。荀彧能够坚守贤臣的美德，而董昭为私利而出卖君子的贞节，相形之下，岂不龌龊？
荀彧的看法极有远见。事实上，曹操称魏公后，内部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而外部的抵抗越来越嚣张。曹操常常担心内部有变故而无法长期在外征战，这导致建安二十年他没能抓住机会平定益州，而使刘备做大，吞并汉川，夏侯败亡，东三郡相继投降，豫州盗贼与关羽遥相呼应，魏国一度风雨飘摇。这些都是曹操在政治上的失策导致了军事上的不利。
最后的君子
所以我们看到，称魏公绝不是简单的要不要代汉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政治选择，关系到内部是否稳定，以及全天下的人心向背。荀彧早在建安九年就劝曹操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使天下人人自安，这样南方的民心就会归顺，荆州和江东就不难平定。正是因为曹操在政治上幼稚，忽视人心而滥用武力，忽略软实力而靠硬实力蛮干，这才导致孙刘联军以曹操“实为汉贼”作为口实而顽抗到底。
曹操称魏公与项羽杀义帝类似，经此事件，曹操和项羽都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众叛亲离，内部不稳。所不同的是刘备手下没有张良、陈平那样的人才去平定天下，这才使曹魏政权免于崩溃，此所谓”有亡楚之失而免于亡楚之祸“。荀彧早年以高祖比喻曹操，高祖并非没有称帝之心，但能以天下为重，克制淫欲，察纳雅言，为义帝发丧，天下归心，这正是文王之道，不至不取，也是荀彧希望曹操做到的。但是曹操不及高帝远甚，内多欲而假行仁义，晚年更是无法克制自己，这导致霸业中衰，壮心不克。
小人的追求在于结果，君子的追求在于实现结果的过程，而这正是君子的远见，过程不符合“礼”，结果就不会长久顺遂。孔子云：“必也正名乎”，正是此意。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正是荀彧的坚持。荀彧坚持用王道来平定天下，这正合乎兵法所云“不战屈人”之义，而曹公不察，以孙吴之才，驱疲惫之兵，强行征伐，变生于内，而困顿于外，劳而无功，终不得志，可哀也已。
最后的君子
可惜现今众人，已难理解君子对过程的追求，和对手段合法性的坚持，已难理解独立于成败和物质的精神向往。这导致古之君子，虽死难安于九泉，今之烈士，不能见容于俗世。荀彧死，天下无君子矣。兴思及此，能无慨叹，聊以自况，不知所云。
后记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荀彧说：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
这句话有两个解释：
1.以荀彧的谋略、洞察和先见之明，（这样中道而亡），是没能实现自己的壮志。
2.（荀彧虽然有王佐之风），但是以他的谋略、洞察和先见之明，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壮志。
第一种解释是惋惜，第二种解释是现实。说荀彧的才能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壮志，不是说他才能不高，他的才能足够高，品德足够纯洁。但是想要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实现王道，即使具有荀彧这样的才能，还是不可能的。夫难平者，事也。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可以用人力来完成。荀彧的志向远远超过能力的范围，故而象形之下，他的才能反而变得羸弱，命运反而变得飘渺。
曹操和荀彧始终没有在表面上撕破脸皮，两者关系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曹操在208年恢复丞相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失策，因为东汉从来都不置丞相，而以（大）司徒、太尉分管行政和军事。曹操此前长期担任司空、车骑将军，至208年突然恢复丞相，这有违背制度而妄自尊大的嫌疑，对于凝聚天下人心十分不利。再加上同一年曹操杀孔融，这使得他声望大跌。失去人心，跟曹操南征失利实际上不无关系。按照荀彧在204年的本谋，曹操平定河北之后应该修复洛阳，迁于旧都。如果曹操能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或者太尉、司徒这样名正言顺的官职，然后迁都洛阳，向天下展示北方已经统一，汉朝将要在旧都复兴，那么天下之人心，势必大振奋，这时候再去讨伐刘表，收复南方，可谓是光明正大的义举。而曹操举动失宜，失去了政治上最有利的位置。曹操凭借强大的实力，虽然也有人归复，但是因为利益而归复跟因为有相同信仰而相从，有本质的区别。真正有见地的人才一定会看出其破绽，比如周瑜，他始终强调要用兴复汉室为旗号来对抗曹操，这有利于抓住曹操的破绽，凝聚那部分对曹操不满的人。而如果曹操按照荀彧的本谋去做，周瑜等辈就找不出什么正当的借口来抵抗，尽管孙权、刘备不甘人下，他们的手下也难保不会有异心，而抵抗就不会如此坚决。
曹操的问题和当今大部分庸众一样，就是凡是要“有用”，看不到物质上的或者具体的收益，他们就认为事情无用而不去实施，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世界上有打赢的败仗，也有打败的胜仗。如果能用一次失败在天下得到满堂喝彩，为什么不去做呢？曹操年轻时候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才去讨伐董卓，“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虽然遭遇惨败，但是曹操首倡义兵，对抗残暴，让全天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贤士纷纷投入帐下。可以说，曹操是那个年代的诸侯当中，唯一一位还有情怀，还有救世理想的人。天下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多，曹操再去做那些唯利是图的事，不过是成为其中一员，以乱终而不能成事。正因为曹操在全天下绝望的时候依然有坚持，依然有情义，他才能够成功。而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把这些追求和梦想，情怀和坚持，忘得一干二净。到了这种地步，不止是荀彧，每一个有良知的君子都会感到绝望。曹操始终不明白，用利益把人堆砌在一起，和用仁义把人凝聚在一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就算前者取得了更好的结果，君子始终要坚持后者，这就是信仰。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是我生平最欣赏的，大气磅礴，富有英雄情怀。最好的诗篇是没有必要借助于技巧和文采的。我料想曹子建不能为此。可惜啊，曹公终究是没能不忘初心，使人扼腕叹息。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