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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做保洁》:用母亲的眼睛,看深圳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我的母亲做保洁》:用母亲的眼睛,看深圳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作者: 不倦的人间颜色 | 来源:发表于2024-07-06 17:59 被阅读0次

01

《我的母亲做保洁》是母亲和女儿共同创作的一本书,一本保洁员版本的“人在深圳”。

作者张小满是深圳大厂员工,她的母亲是陕西商洛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在她的印象中,母亲一直在到处打工,年轻时在矿场和建筑工地,年纪大了,无法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52岁那一年,母亲从陕西来到女儿工作的深圳,开始从事保洁员工作。

张小满将母亲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高级写字楼做保洁的经历写了出来,写出了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母亲自带观察和表达天赋,对生活充满好奇,每天晚上给女儿讲述她在保洁工作中遇到的新鲜人和事,分享她的发现和感想。

女儿把母亲的观察记录下来,梳理成篇,成为了《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

02

这个家庭的背景是,父母都是陕西农民,靠种地和四处打工供养张小满和弟弟上大学。

姐弟俩毕业后在深圳工作,想要在深圳扎根。年纪渐长的父母,在老家找不到工作,异常焦虑,女儿邀请父母去深圳。

闲不下来的母亲,开始在深圳做保洁。

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

母亲做到了,现在她还想在能干活的时候,多赚点钱,不想拖累儿女。

因为母亲发现了一个难过的事实,自己的儿女读了很多书,也有一份较好的工作,但他们还需要在深圳这个城市不停挣扎拼搏,才能留下来,才能不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

03

深圳容纳了五湖四海的人,柔韧性很高,很多在老家无法找到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在深圳被接纳了。

张小满问过很多跟母亲年龄相仿、来自农村的保洁员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做保洁?

他们的回答各有不同,但大体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养老

再问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真正休息,回答都是“到干不动为止。

一个云南阿姨,一天打三份工,月工资超过1万,同乡的老人会在儿子有孩子之后,回老家带孙子,但她选择每个月出2000块钱,让儿子找保姆。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她是张小满母亲三年内遇到的唯一一位在深圳自己交社保,老后有希望拿到退休金的保洁员。

另一个云南人喜年,六十多岁,上16个小时连班,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坐在仓库旧沙发上刷短视频。他在短视频上分享自己打扫卫生的情景,获得了5万多点赞,也通过短视频与老乡联系。

虽然做着艰苦的工作,喜年的状态并不苦哈哈,他对自己每天的晚餐很讲究,要炒一份肉、一份鸡蛋和一份青菜,再配一瓶啤酒。

喜年出了42万存款帮儿子买房装修,但35岁的儿子表示,不会回去县城和父母同住,要想办法在广东留下来。

和很多父母一样,喜年也焦虑于子女的婚姻问题,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65岁的老周,是湖南邵阳人,每天要做三份工。

凌晨4点至6点,打扫一处小区的楼梯道及地下车库,每月4800元;

早上7点至下午5点半,打扫写字楼外围,每月3300元;

6点半至8点半,在一个待拆迁小区做垃圾分类督导,一个小时20元,一个月1200元。

老周每天只能完整休息四五个小时,他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和极其节俭生活换来的钱,养大了儿女,帮儿子买房、娶媳妇,现在人老了,挣的钱仍要补贴儿子。

68岁的木兰阿姨,是所有保洁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从儿子家中“出走”,避开婆媳矛盾,通过辛苦工作享受个人自由。

木兰阿姨年轻些的时候做过流动摊贩,在东北饺子馆洗碗,在宾馆洗碗,后来一直做清洁工,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又快又好,辞职时老板都舍不得让她走。

木兰阿姨是个红火人、洒脱人,性格刚直,干活麻利,喜欢唱歌,经常一边刷马桶,一遍唱歌,还喜欢跳广场舞,玩抖音,知道用《劳动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她跟张小满说,她有十几件漂亮的旗袍,等不做保洁了,就天天穿。

04

张小满最初记录下母亲做保洁的事情,是想更好的理解母亲。

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是张小满一直以来的期待,也是重新认识父母、认识自己、获得成长的过程。

然而,彼此理解并没有那么容易。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母亲的一生是辛勤付出的一生。年轻时母亲为了哥哥,牺牲了自己的婚姻,通过换亲,胡乱嫁给了同村人。

她最大的遗恨是没有念过书,因此拼死拼活供女儿和儿子上大学,“从小学供到大学,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在深圳谋得工作。这一切,都有一种我们替他们实现了理想的错觉。

母亲和很多农村老人一样,过日子斤斤计较,吃剩饭剩菜,买最便宜的菜,很少买肉,不舍得买新衣服,看不惯女儿的浪费和花钱大手大脚。

母亲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是“我们家我最有算计!”在母亲的语言里,算计是有计划、聪明、会安排的意思。

母亲习惯了安排别人、发号施令,但是在女儿家她失去了这项权力。

母女之前有着无法逾越的观念鸿沟,能将两人连接起来的只有彼此的爱。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05

这本书在记录母亲保洁工作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张小满自己的成长。

上大学的时候,她不愿意面对母亲在工地上的辛苦工作。母亲到深圳后,她本不想让母亲去做保洁,后来逐渐理解了母亲的选择。

再后来,她会在休息日帮助母亲打扫卫生,主动与母亲的同事交流,了解他们的故事。

母女之间虽然还是无法完全理解,但是却更加信任彼此,更加支持彼此。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这本书语言简单朴素,保留了母亲日常对话中的陕南方言,因为张小满想写一本母亲也能读完的书。

母亲已经四十年没有碰过笔和书,几乎算个文盲,为了看女儿写的故事,母亲开始阅读。

张小满的每篇文章,都经过了母亲的校验,校验的标准是:读不读的通,读不读的完。

母亲会给反馈,哪里写得不好,哪里还需要补充。

写作这本书,拓宽了张小满的职业路径,她开始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写作与她的本职工作互为补充和观照,帮助她抵达了更广阔的世界。

母亲也从这本书的写作中获得了成就感。母亲的故事还在继续,对母亲的书写不会停止,张小满的成长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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