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得以源流清晰，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史学家辛苦编撰的史书。正是那些记录下华夏文明发展历史的史书，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通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代代传承的。
在浩如烟海的史家书籍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便是汉代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了。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它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纪传体通史，区别于按照事件发生年份进行记述历史的编年体通史，而是给历史上一个个重要人物记传，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记录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将人物传记体例分为三种，分别是：
本纪——记录历代帝王政绩。十二篇。
世家——记录各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三十篇。
列传——记录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七十篇。
除此之外，史记还有十篇大事年表，八篇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的书。共计一百三十篇，全书五十二万余字。
但是翻遍《史记》全书，你会发现五十二万字里竟然一个谈字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避讳文化。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就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人们在谈及君主或尊长的名字时，为表示对君主和尊长的尊敬，会避免直接说出君主尊长的名字。
司马迁的父亲名为司马谈，司马迁避讳父亲名字，所以在写作《史记》的时候，遇到谈字都会用别的字代替。比如汉文帝时有个宠臣名字叫赵谈，司马迁在写这个人的时候因为避讳就将这个人的名字改成了赵同。
《史记·季布传》云：“贵人赵同”，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徐广曰：“《汉书》作‘赵谈’，司马迁以其父名谈，故改之。”
这类避讳在中国封建社会非常常见，避讳的情况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便是避讳帝王君主。在比如唐朝时期，一开始唐朝沿用隋朝三省六部制，其中管理民生一类的叫做民部，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为了避讳太宗的名字，便将民部改成了户部，于是才成了后世广为流传的吏、户、工、礼、兵、刑六部。还有光武中兴的汉光武帝刘秀时，为避讳秀字，荐举的人才不能叫秀才，改称为茂才。
第二类是避讳长官的名字。不过这一类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一般是下面的人为了逢迎上司或者骄狂的长官亲自下令，才会出现这种避讳的情况。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俗语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个关于避讳长官的典故。
据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按照习俗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便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第三类是避讳圣贤，主要是指避讳孔子和孟子的名讳。比如孔子名孔丘，北宋时期为了避讳丘字，便将暇丘县改为暇县，龚丘县改为龚县。更为甚者，将天下姓丘之人改为邱姓，而且邱不读qiu读作qi。所以如果现在你身边有姓邱的朋友，你可以称呼他七XX。
第四类便是避讳尊长了，即回避父母、祖先的名字，以示尊敬。这一类非常常见，除了前文中所提的司马迁避讳父名以至于《史记》中无一谈字之外，还有大诗人杜甫，因为其父亲名字为杜闲，母亲名字为海棠，一生写了上千首诗的他，诗中没有出现过一次闲字，也没有写过海棠。
这种时代下的独特文化现象，虽然今天我们读来趣味盎然，但其实背后是有着无数人的血和泪的。轻者大概如唐代大诗人李贺避讳父名李晋肃不敢参加科考怕中进士，重者则就如宋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了，一旦被人逮住跟脚，便是血雨腥风，全家性命不保不说，还要牵连无数的不相干的亲友故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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