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裕的时间让我有幸观看了2019年新出影片，其中《1917》还获得这届奥斯卡三个奖项（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和音响效果奖）。影片时间均超过2小时，两个影片的背景相差80年，后一部《哀歌》描写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的一宗爆炸案件。我之所以把它合在一起写，发现两片都着力描写了一位小人物的故事。让我先分别说一下：
1917年正值一战后期，英德处于胶着状态，德军大举撤退，英军准备反攻夺回失地。这时英军将官发现这是德军一个诱敌深入的空城计，但是前方1600名官兵已经准备第二天发起总攻，当时通讯设备极差或者被切断，只有靠人过去传递，于是挑了一位中士布雷克和一位下士斯科菲尔德，因为中士的哥哥也在前线。将军要求他们徒步穿越火线，在8小时内前往14公里以外的一处英军阵地，传达“停止进攻”的指令。观影片如同在一台巨型游戏机面前，你与中士和下士一同闯五关斩六将（专业术语：一镜到底）。中士布雷克不幸牺牲了，一个本来吊儿郎当的下士斯科菲尔德拼死在规定时间内把信送达，阻止了队伍攻击，因而避免了自己军队被杀戮的残局。影片通过震耳欲聋的音响和极其逼真的画面展示了他在遇到战友死亡、与敌人斗智斗勇、掉入激流、遭到同行羞辱后还是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使命。
《哀歌》描写一位33岁还没结婚，与母亲同住的大胖子理查德·朱维尔，他热心公益，奥运会期间，在百年奥运公园的演出会现场当志愿者，发现一个可疑的背包，大声提醒听众疏散，不久炸弹还是爆炸了，造成两人死亡，110人受伤。诡异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幕自编自导，报案者就是嫌疑犯，开始对他进行搜查，威逼诱导；新闻媒体也大肆宣传，他和母亲到了心理崩溃的边缘。一位曾经他的老板改当律师，从头至尾帮助了他。老板在测谎后确定他的确不是坏人，于是一次又一次鼓励他要坚强。最后理查德·朱维尔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假如我是罪犯，那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没有一个人会出来报案。六年后真正的罪犯抓到，他终于解脱出来。
两部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当你身处其中的氛围之中，你会很纠结。这两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观众想到的最大问题是犯得着这样做吗？就是做了，比如下士遇到中士牺牲了，他完全有理由撤回；比如胖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做着临时工，但他永远到哪里就欢喜去管闲事（与老板的情谊也开始于他主动给老板抽屉放力士架巧克力，因为他发现老板废纸篓里有力士架的包装）。影片的一些细节从另一角度完善了这些底层小人物的本质：下士为了赶时间送信，下车后声嘶力竭呼喊大家拼力把在陷在泥潭中的卡车推上路；铁桥炸断了，他宁可不坐车也要从断桥走过去；遇到了孤儿寡母，他把自己所带的食品和牛奶都给了她们；他完成任务后不忘寻找中士的哥哥报殇、递交遗物和写信给母亲。胖子理查德·朱维尔在烦恼中关闭了母亲想看的电视，母亲躲到厕所哭泣，胖子一声一声的道歉；当肖探员告诉决定不起诉他，他从不相信到破涕为笑，真实再现了他憨厚的人品。
对照他们的行为，我突然想到鲁迅1919年写过的一篇文章《一件小事》：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其实，在我眼里，他们两位的傻恰恰比出他们的高。人的地位低下，但是内心却有一个大爱，前者就是不顾千难万险也要阻止1600名同胞被无故杀戮；后者不顾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两次气喘吁吁跑上塔楼呼唤歌手、乐队和音响师撤离，主动大声呼叫观众离开，就是在身陷牢狱之灾，考虑的还是假如这样处理他，以后发生这类事没有人敢提醒。
影片让我看到了两位是大写的人，他们内心充满了爱，甚至为了明天！任何制度下的社会，都需要弘扬这样的大爱精神，而中国这一个多月“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我们身边出现了无数的大写的人，这也正是影片所要赞誉的精神。
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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