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朝局极为动荡，西方的国度经过变革变得强大起来，已经迫开了闭锁的国门，在外边虎视眈眈。太平天国的兴起，直接对清朝王室发起最有力的冲击，如果不是天王洪秀全贪图享受无意进取，以及太平军的内部分裂自毁长城，清室恐怕很难度过这个坎儿。
太平军收拢号召的不过是一群草莽，但就是这一群乌合之众，从江西起兵，穿过两湖，占据南京，建都天京。如果不是曾国藩湘勇、左宗棠楚勇还在顽抗，恐怕当年康熙朝吴三桂划江而治的愿望在此时已经成为了事实，更有甚者，紫禁城也势必危如累卵。
建州起事并葬送大明王朝和闯王军队的旗兵，清王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到了这个时候，在面对洪秀全的太平军，几乎没有反抗之力，节节败退，能够与之作战、对垒靠的是汉人募集而来的力量，称为“勇”。清帝国的衰弊，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地步，“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的民谣，隔着一个朝代，又在重新传唱着。
无数人的苦难，催生出了太平军，但太平军没有结束苦难，反而创生出了二次苦难。对于清朝而言，太平军的出现，是帝国走向坍塌的前言和预告，或者说是征兆，就像无数个走下坡路到了将要分崩离析地步的组织一样，会连连出现让人心绪不宁的邪乎预兆。与其说是预兆，我更愿说是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外应。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出现问题，反而很有可能是幸运的事情。因为还有机会，转危为安，对于清王朝同样如此。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伴随着那些接踵而至的困难同时雨后笋出的，他们身上好像有着解决困境的使命一样。可惜最后实际当国的是那个深闺中的妇人，偏偏她足够聪明，聪明到了可以随心所愿摆弄朝局、驱役臣工；偏偏她心胸浅薄，浅薄到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瓦解太平军以后，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迎来了考验，汉人拥兵自重，对于那个只顾着帝位的娘俩而言，这里头的威胁不言而喻，彼此心知肚明。曾国藩走到了一个不得不选择的岔路口，熟稔史实史事的他，秉行着已经浸润到骨子里的传统忠君爱国的仁义思想，最后的选择是将亲手创制培育的军队只留下部分水师，陆军解体。这个结果似乎是皆大欢喜，困境解决，中枢安心，自己也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然而百姓呢？依旧还是水深火热。
正如他幕府中的个别谋士所说，他还有一种选择，取太平军而代之，引兵过江，挥师北上。虽然湘勇最后大多腐败，虽然这个国度仍旧疲弱任人拿捏，但对于国人气运而言，未尝不是另一个新冒出的生机，至少师夷长技锐意改革的曾国藩，比整个清廷都可靠。
对我来说，没有忠良的沉重枷锁，进取的方式可以激进，可以剑走偏锋，但是最终的落点必须在规矩尺度内。所以如果曾国藩走了另外一种道路，他并不一定能够将那个已然行不通的制度更换，但至少他一定比半截入土的清王朝靠谱得多。人世必要有规矩方圆，否则寸步难行，行事逾越了法度，一定会受到裁抑，但如果规矩本身出了问题，一样会使巨人的前行困阻不前，最后反馈到原本，规矩一定会得到修正。
年初的火剧《狂飙》，应运而生，至于什么运，天公对棋不语。
对前期爬坡的高启强，很有好感，因为以恶镇恶、以杀止杀，不失为一种很有用的解决方式。社会的大背景，正是内里规矩的外应，在这样的尺度之下，人人自危，如果被逼到了绝路上还谨守着本分不争，那确实是场悲剧。然而有几个能够有能力奋起反抗的？所以在千疮百孔的规矩之中，悲剧，是个大背景。高启强足够聪明、谨慎、冷静、险狠，他应运而起，但后来越来越膨胀专横，只手遮天，让人恐惧，让人失望，可见以恶镇恶、以杀止杀，贻害无穷。
关键在于规矩。
安欣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典型，他可以说是“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的那种人，但他心存希望，绝不是饿死首阳山的那种极端，我这人一直欣赏不来这种“死谏”式的极端，说到底还是寄希望于他人，虽然在人心上确实能够撼动麻木。我永远将第一希望寄于自救。规矩不行的时候，不同流不合污，不逾越自己的底线，这样的人无论怎样都值得敬佩，也正是自救的路数。
京海自成生态，底层是任人盘剥蚕食的存在，就像是晚清晚明的政局，已经到了个人之力完全无法左右的时候，只能依靠外力的介入，才能焕发生机。外力也许是毁灭式的，但万幸能够重生。
京海的问题解决了，规矩终于被扶正，可也许我这人天生的一半摆烂，一半总是危机度日，数年之后呢？外部的规矩护住了所有人，人心上的规矩呢，到时候僧多粥少，又该是怎样的一副景象？
飙意疾风，狂飙狂飙，风似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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