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发现是《被调整的目光》的加强版,大部分算是重读,不过读的还是很有兴味。姜先生为文从探访晚清大人、名人的故居、墓地这一“地”入手,说的是人和时。斗转星移二十年,据我的观察,姜先生当年的卓识、特识,大概已成为目前近代史研究者的常识甚至共识,这是值得高兴的。当然在学术圈外,历史仍然是教科书的传统地盘。
军国大事之外,书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像姑”。姜先生指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庄亲王、辅国公、镇国公等王公大臣便因吸鸦片狎妓女而被皇帝革去爵位,因此京师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姜先生所说也许属实,不过我想,清代士大夫好男风,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咸同之际,《红楼梦》中,宝玉眷恋秦鲸卿,薛蟠也对蒋玉菡抱有幻想,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说不定,咸同间对女闾的限制,为“像姑”创造了市场,这无疑会使男“风”刮得更烈。
马克思教导我们,资产阶级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个自己的掘墓人。我不知道国外的哪个无产阶级掘了哪个资产阶级的墓,只知道中国历史上,挖坟掘墓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国式掘墓的特点是,掘墓人与被掘者,完全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是候选的被掘者和掘墓人。古代掘墓,多是经济上的考虑,如曹操便设“摸金校尉”通过盗墓筹集军饷,还有泄愤报复的,如伍子胥对楚平王的鞭尸,还有作为统治者的一种惩罚手段,如东晋朝廷对王敦的剖棺戮尸,近代考古学的出现,又为它增了一项学术目的。
掘墓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马克思的掘墓,是个比喻,不过在中国无产阶级这儿,不难落实。新中国成立后,掘墓成风,当然也落实到了李鸿章头上。“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李鸿章)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求财、泄愤、惩罚,社会主义新人不过是老祖宗的借尸还魂。
礼教吃人,仁义吃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将礼教、仁义连同人一块吃掉了!
书中有些疏误,试举如下
1、第43页:他(李鸿章)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生后葬事的安排:……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按:“生后”当为“身后”,“堪开”当为“勘开”。另,同页图片说明中“白玉兰树”当为“广玉兰树”。
2、第63页:此时赋闲在福州老家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按:“连”不押韵,应是“迟”之误。据刘永翔、徐全胜点校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一春无日可开眉”作“一春谁道是芳时”,不知姜先生何据。
3、第66页: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鸿铭其实并未被人当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按:“1928年”应作“1918年”。
4、第210页: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疏遇的。按:“疏遇”应为“殊遇”。
5、239页:匾下悬着一幅溥杰题写的对联:
当年山水娱冠冕,
今日罇垒乐亟蒸。
按:“罇垒”应为“罇罍”。“亟蒸”不知何意,或者“亟”字有误。
6、第262页:格罗男爵表示要烧就烧北京城里的宫殿。按:“格罗男爵”应与前文“葛罗男爵”统一译名。
7、第285页:成灾州县议达八十余处之多。按:“议达”应为“已达”。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5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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