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之事件

《安素轩石刻》中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左)、《功甫帖》钩摹本(右) 。

篇一：功甫帖

《功甫帖》是苏轼写予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截至2013年，已流传了900余年。作品结构紧密、一气呵成，用笔沉着、粗犷有力，充分展现了苏轼的人文主义情怀。《功甫帖》曾被多次录入中国艺术领域中最为权威的各类典籍之中，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曾将其称之为“天赐的书法精品”，流失海外多年。

2014年2月18日，苏轼《功甫帖》现身北京。主办方希望藉由当日公布的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廓清此前“真假”争论的迷雾。18日的发布会现场利用高清便携式数码显微镜对《功甫帖》进行扫描。

目录：1 内容考证  2 创作背景  3 真伪之争（事件过程伪本考证刘益谦声明） 4 鉴定方法  5 鉴定设备（ 显微镜参数 可支持USB 丰富应用领域）

内容考证

帖二行九字，为苏东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写手札。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见著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记载，这幅作品被录在苏轼、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册中，四件作品中，“苏书尚完好，第二幅犹佳。”指的就是《功甫帖》。据马成名先生考证，这个合册被天津的银行收藏家许汉卿收藏，后经过装裱，四幅作品已经改装，这幅作品何时从许汉卿手中流传就不得而知了。2013年9月由上海藏家刘益谦购回。

创作背景

《功甫帖》 伪作《功甫帖》

据张荣德先生考证，《功甫帖》为苏东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作，郭功甫长苏轼一岁，二人政见不同，却常互赠诗画，唱和频繁。据翁方纲考《宋史》，认为这幅手札应该是苏轼三十六、七岁时所作，熙宁初，王安石执政，几年后，郭功甫被擢升为殿中丞，后在奉议郎致仕，路过杭州，期间（熙宁四年至七年）苏东坡正在杭州任通判，据推测这幅手札就在这段时间完成。

真伪之争

上海藏家刘益谦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耗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苏轼《功甫帖》。201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专家公布苏轼书法《功甫帖》系“伪本”。

刘益谦称，在竞拍该作品之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称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研究讨论。他质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的研究方式，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卖方苏富比方面也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轼的作品，并称“我方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专业媒体《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报告详解为何5000万藏品系伪作。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2014年2月18日，苏轼《功甫帖》现身北京。主办方希望藉由当日公布的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廓清此前“真假”争论的迷雾。

伪本考证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考证和研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

书写

通过考证发现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於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凌利中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於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

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判断亦为伪造。

印章

上博研究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会在《功甫帖》上留印。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引起争议。

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两。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惺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惺（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刘益谦声明

《功甫帖》真伪之争还在继续，2014年2月14日，刘益谦又特别向媒体发布声明称，他将2014年2月18日下午2时，在北京四季酒店，携带《功甫帖》与广大媒体朋友见面。现场将以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面“体检”，同时也将公布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鉴定方法

鉴定还是以传统的方法为主，与个人的艺术修为及实践经验也有密切联系，其中，看笔墨是基础。

首先看"用笔"。这是关键。从用笔的功力就可看出水平几何。几十年的艺术修为与几年艺术修为的功力是大不相同的，能从用笔中体现出来。鉴别中须将每一笔拆开，看其是否到位。

其次看"用墨"。看墨的层次，前笔和后笔能分开，该重则重，该淡则淡。而且有韵味，如同"余音绕梁三日"黑白分明，前后层次分明。

第三看"用水"。要会用水，如"泼水法"。第四看"用色"。矿物质颜料，历史愈久越漂亮，不会褪色，而植物质颜料则会随时间而逐渐褪色。其中，笔墨不可造假，这是最重要的鉴别依据。因为仿造笔墨达不到原本的境界。所以对笔墨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往往会在书画鉴定上掌握主动权。同时，书画的时代风格不可忽略。如北宋以全景山水为主，而南宋则以局部画为主，主题更易突出表现。所以若看到全景山水多为北宋年间的，局部画则是南宋年间的作品。掌握了时代风格，就可大致判定时期。

用艾尼提便携式显微镜检测《功甫帖》

另外，还须从题款、图章、纸等方面进行鉴别。例如，题款分上、下款，上款若题"大人""先生"的属清代。而图章多在名字的下方，从风格可鉴别时代。若是复制的就比较模糊，刀法粗糙，无神韵。书画用纸在唐代多是麻料纸(含麻的纤维)，宋则用皮料纸(纤维很细)。

鉴定设备

收藏界不缺智慧与金钱，却缺实在工具，这里揭秘鉴定《功甫帖》所用便携式WIFI显微镜!

显微镜参数

可调倍率范围：5倍~200倍

Anyty(艾尼提)便携式WIFI显微镜

物距范围：8~300毫米

调焦范围：8~300毫米

照明：8个亮度可调暖白LED

镜头：高清显微镜头

尺寸：3毫米(直径)x142毫米(长度)

重量：约88克

篇二：《功甫帖》紙張檢测報告的說明

（附“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檢测報告）

林霄

本人受香港慈善機構：“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委託，於2014年2月15日，在北京對紐約蘇富比2013年月日拍出的蘇軾《功甫帖》，進行了一次無破壞性紙質、背光照相、厚度測量、微觀目視檢測，根據《“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檢測報告》（見附件），對《功甫帖》的紙質、修補狀態、書寫墨色變化現象解讀如下：

《功甫帖》的紙張問題，恐怕是有關《功甫帖》研究的最後一個問題了。

紙張在鑒定中當然是一個關鍵證據，如果一件宋代書札用的紙張，被證明為明代紙，就毫無疑問可以判定為偽作。但是紙張鑒定目前是一個難題，或許有待科學的進步。以目測判定年代久遠，實在不可靠。

結論一，《功甫帖》用紙不是“羅紋紙”

宋代紙張已經具有了後代大多數紙張的類型，除了金粟山藏經紙、澄心堂紙為宋代所特有，其餘種類基本後世也有，門類繁多，即使沒有見過的紙張也不能排除是宋紙的可能性。所以一般人不以《功甫帖》的紙張作為研究的先要問題。

但是現在有人提出《功甫帖》用的是“明代羅紋紙”，如果能夠成立，這可是足以一槍斃命的證偽證據。

首先必須明白什麽是羅紋紙？

羅紋紙宋代就有，宋代羅紋紙與明代羅紋紙外表上看不出明顯的區別。所以若從外表上判定羅紋紙是明代還是宋代，也缺乏足夠的判定依據。

潘吉星先生在其《中國造紙史》一書中，根據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寫到羅紋紙的製作方式：抄紙以後“又以細布先以面漿膠令勁挺，隱出其紋者，謂之魚子箋，又謂羅箋”（潘吉星《中國造紙史》P24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不論“羅箋”或者“羅紋紙”是否同一種概念，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認的是“羅紋”是一種在塗布物上後加工的痕跡。

所謂的“羅紋”不同於抄紙時留下的“簾紋”。為使紙張表面光平，在塗布的填充料上，用機械方式壓上的“羅紋”，而且羅紋間距較密，以本人觀察過的明代羅紋紙，“羅紋”與“簾紋“方向是垂直相交的，在背光下可以清楚看到橫豎交叉的“經緯布紋”，而不背光時，只能通過“斷墨效果”看到的羅紋。

羅紋紙的特徵很明顯，紙張表面有細密起伏波紋，不論是宋代羅紋紙還是明代羅紋紙，書寫過後，皆能在局部顯現密集的“斷墨效果”（圖1），密集到什麽程度呢？每釐米間隔有14—15條羅紋，每兩條間隔不到1mm。如果微觀目視，即可看見紙張表明明顯的“壓痕”。

圖1，羅紋紙在背光下可以看到橫的簾紋以及豎的羅紋，造成斷墨的是羅紋

潘吉星在九十年代，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檢驗了各種古紙標本，其《中國造紙史》一書的“宋元時期書畫用紙一覽表”中，有米芾《新恩帖》的檢驗說明：“白色，纖維束少，紙厚，紙上有細的布紋，即所謂羅紋紙”（潘吉星《中國造紙史》，P3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米芾《新恩帖》有清晰圖版，下圖比較明代羅紋紙與宋代羅紋紙的細密斷墨效果（圖2）。可以看到，宋代羅紋紙與明代羅紋紙的斷墨效果是相同的。是否有斷墨效果，也是從書法作品的照片判斷是否羅紋紙的依據。

圖2，左宋米芾《新恩帖》，右為明王寵信札，宋代、明代羅紋紙的斷墨效果一樣。

而在《功甫帖》上看到的，明顯是抄紙過程產生的橫向“簾紋”而不是后加工的細密“羅紋”，所以《功甫帖》不是羅紋紙。

結論二，《功甫帖》用紙與一種已知的宋紙形態十分相近

《功甫帖》用紙的特別之處是，這是一種橫向抄紙簾紋間距較寬的紙張，而且紙張表面沒有塗層或填充料，抄紙簾紋造成紙張表面的波浪起伏，歷經歲月污染，使得表面的簾紋在視覺上明顯加強，這種特徵的紙張是否能夠在已知的宋代作品中找到？如果找不到，不能證明這不是宋紙，但如果能找到，卻是能夠證明是宋紙的。

根據北京故宮藏宋李建中（945—1018年）《同年帖》圖版，在照片上看，此帖是寫在兩種不同的紙上，前半部為可見簾紋的紙，後半部為壓花水紋紙，其前半部份用紙的簾紋，與《功甫帖》簾紋非常相似。

圖3，左《功甫帖》與右李建中《同年帖》簾紋間距相似

所幸潘吉星先生在北京故宮也檢驗過這件紙張，留下清晰的記錄，在“宋元時期書畫用紙一覽表”中，《同年帖》簾紋間距測量數據：0.15cm（潘吉星《中國造紙史》P3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根據這次的檢測，《功甫帖》簾紋間距是多少呢？《功甫帖》簾紋十條之間的平均是：1.52cm，也就是每條之間的平均間距0.152cm。若去掉小數點后三位數的誤差，與潘吉星先生的測量距離相等。

另外發現，台北故宮藏蘇軾《致知縣朝奉》札圖版，也是與《功甫帖》相似的簾紋，根據二玄社複製品測量其簾紋寬度也是正好接近每十條之間的距離1.53 cm，去掉小數點后三位數的誤差，平均每條間距0.15cm。

圖4，《功甫帖》與蘇軾《之知縣朝奉》札的簾紋相似

可以先得出一個“猜想”性質的結論：《功甫帖》用紙與故宮博物院藏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宮藏蘇軾《致知縣朝奉》札，是同一種紙。

若要證實這個猜想，只需要將《功甫帖》與以上兩件《新恩帖》和《同年帖》的任何一件，放在一起比對造紙原料、纖維就會有確定的結論。這是只要有條件就能被驗證的“猜想”。而且其中一帖正是蘇軾書劄，若能證實，具有特別意義。

檢驗報告證實《功甫帖》紙張原料為：主要原料是麻。纖維偏粗，也有少量非麻類的絮狀物。。

《功甫帖》用的是一種麻紙，外觀形態與已知的宋紙非常接近。是否同一種紙張？有待進一步檢驗。

結論三，《功甫帖》紙張較厚，不適合精細勾摹映寫

《功甫帖》用紙與翁方綱勾摹本紙張厚度比較，這是在相同背光光源條件下，照相機一次拍下的照片。

圖5，相同背光光源條件下照片比較，可以發現《功甫帖》紙張較厚，而且透光性不如勾摹本。蟲眼為底部襯紙的透光度。

可以發現，《功甫帖》的透光度是最低的，特別在蟲眼位置由於只有底部兩層襯紙，還顯出較高的透光度高，而非蟲眼部位的紙張明顯要比背後透光的襯紙厚許多。

由於經過了裝裱，無法直接測量紙張的厚度，但由於這兩件是裱在同一軸上的，可以通過測量兩者的厚度差別，得出《功甫帖》用紙與勾摹本厚度的差值。

根據檢驗報告，連裱褙紙在內，《功甫帖》部位厚度平均值為：0.235mm。翁方綱勾摹本部位厚度平均值為：0.166mm。直接可以得出《功甫帖》紙張比勾摹本厚0.069mm的的結論。

如果以翁方綱勾摹本部位三層紙張的平均計算，平均每一層紙張厚度為：0.166mm除3等於0.055mm。則0.069mm的差異相當得出《功甫帖》紙張厚度是翁方綱勾摹本的一倍以上。

如果再加上勾摹本用的薄紙厚度，以我找到最薄的0.02mm薄棉紙為例（圖6），功甫帖紙張厚度起碼達到0.089mm，相當於於4張薄棉紙的厚度還多。

找到最薄的薄棉紙測量厚度為0.02mm

要知道雙鉤廓填的前提是要有薄而透光性好的紙張，古人還在薄紙上施蠟以增加透光度，才用於勾摹，而《功甫帖》用紙張偏厚，而且麻纖維較粗，也沒有過施蠟，所以不適合用來勾摹，而翁方綱勾摹本的紙張才符合這個條件。因此從紙張厚度推測也可以排除勾摹的可能性。

結論四，《功甫帖》是自然書寫

在以上鑒紙的基礎上，仔細檢驗《功甫帖》的筆墨書寫狀態，並且對者光源觀察，除了幾處修補過的地方，有填墨痕跡，其餘部份皆為自然書寫。

右《功甫帖》背光照片，蟲蝕與修補部位明顯

《功甫帖》填墨修補過的幾個地方：

第二行的“功、甫、奉、議”四個字在蟲蝕處進行過填墨修補。出現非自然書寫的痕跡。

《功甫帖》上填墨修補過的痕跡，左為正光照，右為背光照

是否自然書寫的判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找證據：1回鋒提筆處、停頓處墨色較濃, 2筆劃交叉處墨色較濃，3偏鋒掃過紙面時偶然發生不規則缺口，4聚墨處邊緣有自然滲出筆劃邊緣的痕跡，5自然有力的遊絲。如果這些證據都能夠在背光照片上清晰看見。就可以判定是自然書寫。

對照與翁方綱勾摹本在背光照片上的明顯差別。隨意找出幾處，箭頭指出的地方皆為自然書寫的特徵。其實每一處皆然。

如果會寫字的讀者願意嘗試，用較不吸墨的紙，再用淡墨臨摹《功甫帖》，會發現墨蹟的濃淡部位與下面的背光照一致。

奉字提筆處、交叉處墨色較濃，右為勾摹本

議字交叉處、回鋒提筆處墨色較濃，右為勾摹本

軾字偏鋒勾提產生的左邊墨濃右邊墨淺，以及自然墨缺狀態，右為勾摹本

別字筆劃交叉、轉折處墨濃，遊絲健勁清晰可顯，右為勾摹本

图9，比較左《功甫帖》與右勾摹本的特徵

这次近距離檢測，還無意中發現了原來沒有發現的一筆自然遊絲，這是勾摹本絕對不會出現的。

言字旁超長的自然遊絲，這是肉眼難以發現的

因此，《功甫帖》是自然書寫結論可以確認。

其他信息

《功甫帖》上蟲蝕痕跡有兩種，一種是南方蛀蟲，特徵是橫向蟲蝕。一種是北方蛀蟲，特徵是鑽洞式的蟲蝕形式。這是兩種不同的生物。在翁方綱的題跋紙上，只有一種蟲蝕痕跡，全部是北方蛀蟲的蟲洞，沒有南方蟲蝕痕跡。翁方綱勾摹本用紙則沒有受到蟲蝕。

因此可知南方蟲蝕在前，北方蟲蝕在後，北方蟲蝕的時間在江德量收藏，翁方綱題跋之前後時期，在許漢卿重裱之前，因為可以看到翁方綱題跋時對原有蟲眼的避讓，也可以看到題跋后文字繼續被蟲蝕的地方。翁方綱勾摹本由許漢卿手上裝裱在一起，故沒有與《功甫帖》以及翁方綱題跋一起受到蟲蝕。這些信息與已知的《功甫帖》流傳經歷皆沒有相悖之處。

綜議

以上分析“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檢驗報告得出的結論有：

1，《功甫帖》用紙不是羅紋紙。

2，《功甫帖》與已知的宋紙李建中《同年帖》、蘇軾《致知縣朝奉》札同為外觀形態非常接近的紙張，是否同一種紙張，可待進一步檢驗。

3，《功甫帖》用紙偏厚，透光性不好，原料主要是麻，纖維偏粗，不適合勾摹或者映寫。

4，《功甫帖》是自然書寫，而不是任何一種勾摹方式。

《功甫帖》上的藏章研究的新進展是，發現“義陽世家”兩個半印，與台北故宮所藏三件北宋人信札上的藏章為同一方。趙華先生考證其為南宋傅清叔藏印，雖然從嚴謹性來說，還缺乏文獻進一步證實，但可能性很極大，因為從印章風格上判斷，“莆陽傅氏、清叔玩府”連珠印，也是南宋。因此這個結論作為一個科學意義上的“猜想”可以成立。這就將《功甫帖》的收藏史從清中期的安岐一下子提前到了南宋。在未得到文獻證實，或者否定之前（比如發現在南宋以後作品上出現這些藏章），作為科學“猜想”，《功甫帖》被南宋傅清叔收藏的結論，是可以被接受的。有關論文請看趙華博客《“義陽世家”藏印斷代與《功甫帖》的早期流傳》。不再贅言。

古代書畫鑒定有鑒真與鑒偽，爲什麽說鑒偽容易鑒真難？因為鑒偽的方法有很多，只要一條成立就可以。而鑒真的方法有沒有？嚴格地說，世上根本還沒有一種“鑒真”的方法。你有一千條支持的理由都不能從嚴格的意義上“證明”真。

因此有人說，你說了這麼多都不能證明《功甫帖》是蘇軾親筆的真跡。確實如此，那麼請問各大博物館裡的蘇軾哪一件可以證明是真跡的？有人能證明嗎？沒有，那麼各大博物館將那些蘇軾作為真跡收藏的依據是什麽呢？有一個概念叫做“Bayesian statistics"貝氏統計學，這是根據Thomas Bayes（1702-1761）名字命名的一個思想。就是說，以目前尚有不確定性的有限資料，推論出最好地步的統計學結論，就作為可以接受的結論，除非後來出現了新的否定性證據。這也就是各大博物館相信這些就是蘇軾真跡的理論依據。

所以，就是在沒有可以說話的目擊證人，也沒有筆錄監控錄像的前提之下，印章鑒定、紙張鑒定、筆跡學鑒定就成了相對有效的證據，而且這種證據背後的科學依據是概率學。

筆跡學的基礎是以筆跡特性，是异於常人的特徵作為價值取向，越是特別的特徵，越是別人寫不出來的特徵，鑒定價值越高，也就是與他人重合的概率越低。用容易聽懂的話說，筆跡學的符合，是一件“低概率事件”。

“義陽世家”印章，與另外三件自乾隆時期起，就從未離開過清宮，后又轉移到台北的三件北宋人信札上的南宋收藏印相符合，這又是一項“低概率事件”。而且這個收藏印章還是來自于從未有人知道過的收藏家，印章風格又符合南宋風格，這個概率就更低了。

這種低概率事件的重合，雖然還是不能從嚴格意義上“證真”，其實從概率學上得出的結論是，它“不真”的概率極低極低。低到什麽程度？如果說筆跡學上的相符，就好比在紐約大街上遇見失散小學同學的概率。印章重合，好比在又一次在紐約大街上遇見另一位失散小學同學的概率。

《功甫帖》是偽作的概率有沒有呢？理論上說，有，是兩個概率重疊的概率：好比在紐約大街上同時遇見兩位失散小學同學的概率。這是一種幾乎無限接近推理為“真跡”的結論。

書畫鑒定並不是一門神秘玄乎的專業，也並非只有某種資格的人才能掌握的學問。就好比刑事偵探，只要按照科學的邏輯，理性的分析，足夠的知識，應該是人人可以學習掌握的。而且科學方法的鑒定是建立在嚴格的證據以及邏輯推演之上，用所有人都能夠聽懂的話論述。還有，就是用同樣的方法，重複這些過程任何人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

有人說《功甫帖》缺乏“神采”，“神采”是主觀判斷，因人而異，所以不可以作為判定依據。張蔥玉、徐邦達讀出了《功甫帖》的精彩，說：“神采奕奕”，有人讀不出來，也不奇怪。至少當我讀出了它的神采時，深深服膺於前輩大師的眼力，他們可以不用如此繁複的論證敘述方式告訴大家何為“神采”，但我們這一代不能，這是時代的區別。也未嘗不是進步。

篇三：《功甫帖》名誉案: 被告故宫专家败诉

【财新网】（记者 刘冉）

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季涛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案今日（7月15日）由北京朝阳法院宣布判决，原告胜诉。被告杨丹霞对财新记者表示，已决定上诉。

《判决书》显示：一、被告杨丹霞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其侵权行动，并删除其微博上的有关侵权内容；二、被告杨丹霞从判决生效十日内在其微博首页显著位置发表致歉声明，向原告季涛公开赔礼道歉，连续发布三十天，声明内容须经人民法院核准；三、被告杨丹霞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原告季涛经济损失3065元，并负担所有案件受理费。

下午，杨丹霞通过其微博“Mr让阿让”表示：我原本正在考虑拟于近日注销Mr让阿让的微博，不想于今早突接法院一审判决，索性将其再保留一段时日，以飨诸公，并待二审。我已决定上诉，仍由律师处理一切相关事务。或曰：格物当格万物，致知乃致良知，唯诚其意、正其心方可。

故宫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于今年1月11日用自己手机号码在微博匿名注册小号“Mr让阿让”，批评“季涛之流伪公知”“谋取富豪收藏爱好者或少数以专家自居的书画倒爷施舍的残羹剩饭而自得”，“犬吠连连”，称之“季走狗”（狗为iPhone表情符号）。

季涛遂以杨丹霞侵犯其名誉权提起诉讼，要求杨丹霞停止对原告的侵害行为，删除在微博上的侵权言论；要求杨丹霞在微博首页上发布道歉信（内容需经法院审核）；赔偿经济损失3065元人民币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详见财新《新世纪》第21期《纷争再升级》）

该名誉案缘于《功甫帖》。

《功甫帖》据称是900多年前大文豪苏轼写给友人郭祥正（字功甫）的告别信，共“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个字。2013年9月，该帖被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从纽约苏富比拍得。2013年11月，刘益谦支付了拍卖款，将《功甫帖》带回到上海自贸区保税仓库，在其私人美术馆——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展出。

2013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下称上博）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和凌利中三名研究员刊文称，经鉴定考证，认为此帖是清代伪本。此后双方对此帖真伪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期间，季涛发文认为，《功甫帖》是上博流失的旧藏，因此，上博研究员一再指出《功甫帖》为假，是出于利益。季涛进一步提出，“政府有必要强调和规定博物馆专家的职责，禁止专家到企业兼职；不许以博物馆专家身份在市场上做鉴定和评估；出席电视节目中的官方文物专家们应该多讲文物历史知识，避谈真伪和价格。”

杨丹霞则表示，正是季涛等人对上博的污蔑，并试图污蔑故宫博物馆，才出于道义匿名注册微博。

该名誉案开庭后，6月23日，刘益谦曾发表声明《专家应守住学术和道德的底线》，认为“杨丹霞以故宫专家的身份寻租于市场，曲学阿世，毫无学者的定力与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