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物之兴起，必有随之而起者，及其败也，亦必有随之倾颓者。
上回说到王莽篡汉，立新政，在他及其徒党的垂青下，古文之学走上了政治舞台。本来自汉武帝隆儒定下官方所学为今文之后，古文的兴起也只是在民间有了研究者，二者虽有争端，大体却还是相安的。直到王莽这么一推崇古学，有了政治支持，社会必然跟风，于是乎研究古文的学者就争相而出了，古文虽未被明确定为官学，但学术之趋势已经大变。
新政很快败覆，王莽集团倒下了，后汉继兴。朝代之更迭通常连带政治方向之变化，以前所从者，皆今日所反者，古学虽有可取处，却是在今日仍不能立为官学的。于是后汉所立十四博士，皆为今学。《汉书·儒林传》记录十四博士分别是：《诗》者齐、鲁、韩，同前汉；《书》则欧阳生、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礼》则大小戴（戴德、戴圣）；《易》则施、孟、梁丘、京（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春秋》分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于是今文又重为官家所重，古文终归民间也。
然而，经王莽集团的推崇之后，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已经发生了改变，民间之学已经发展壮大，而天下治学的风气已经慢慢脱离了官方的控制，开始趋向于自由研究了。而这个时候经学已经不限于只是学习单单几部经典书籍了，一门学问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有不同的解释，欲以此学问为大宗的人总是会不断地研究阐发其间义理，追溯其学之根柢。按《汉书·艺文志》所述，则是“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三十而五经立，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自幼而学的孩童，也得到老才算学之大成，这是儒学初兴时的情况，彼时学者多是孤寒之士。到东汉时则不然，儒学到此时作为官学已经近二百年，儒学学者已经渐渐以有闲阶级为主，这部分人则是非富即贵，按《后汉书·徐防传》所说，学问到了这些人手里，未有不流于繁碎者，并且此阶级之人多数实为挂名读书，认真研读的人极少，于是又有了以意说经的风气。
一是繁碎，二是以意说经，此二种风气遂使汉之经学渐渐失去了原本通经致用的目的，最终成为繁碎之考据学。治学而重于考据者，于学问处，辄好繁征博引，而失其义理也。
此即两汉之儒学终成为考据之经学始末。
按此前我们说过的中国学术分期来看，下一时期则是魏晋儒道合和之玄学，然而一种学术的兴起，必定是前有所承的，徒独以经学而言，必然不致玄学的兴起，一定是有其他原因的。这就涉及到一种神秘的学说——谶纬。
谶者，先知也，纬者，以辅经之名而假造之说也。谶原本是现在所说的预言一类，即《左传》所说：“卜筮言论之有验于将来者”，《释名》所说“义谶微而有验效”者也。简单来说，谶就是对未来有一定预言作用的短句。人所最不能知者即是将来，而人之最所欲知者亦是未来之事，谶被人所信、所造也就不难理解。始皇帝时就有天降陨石，上有“亡秦者胡”四字的传闻，此事不知真假，不过同是《史记》记载的秦末农民起义的故事其中就有陈胜、吴广造谶，把写有“大楚兴，陈胜王”的白绢塞在鱼肚子里面的情节，这就是明显的造谶了。
而纬之一物，说起来还跟孔夫子有些关系。古时候的人认识水平有限，一切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就被理解为神明所造。到了两汉之世，人民依旧很迷信，当时儒学盛行，人们便把儒家的圣人渐渐与神明挂钩，孔夫子则被附会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问而知、不学而能的神仙人物。造纬的人就利用《春秋》家所说的“孔子作《春秋》，有不便明言褒贬者，弟子口受其传旨”，而捏造孔子作六经时另有六纬一事。上一章时我们说过儒家的书分为经、传、说、记四类，纬是没有的，但当时之人却不知，于是信者甚众。
因为人们多把谶语夹杂在纬书当中，所以并称二者为谶纬。汉时，造谶信谶之人甚众，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皆有之，一时之风气使然。终后汉之世，称纬为内学、经为外学。
两汉儒学的大致发展到这就说完了，开篇我们说过，一种学术的兴起必然前有所承，或者前有所反，而汉时的迷信及学术考据的琐碎激起了一部分思想者的反动，玄学兴起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事物的发展不过是新事物的不断诞生，旧事物的不断消亡。不合现在的终将逝去以迎接新的未来。下一篇我们开始说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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