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出了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力融入所务工的城市，也无法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网络中受益。现在，他们面临着在人生暮年仍要继续工作的前景。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暴露，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其中，建筑业是这代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也是最艰苦、最危险、最缺乏保障的职业。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建筑业结束了他们的“农民工”生涯后，又回到原点——农民——种地的农民。尽管从经济收入来看，当农民工比当农民有所增加，但是，不断攀升的物价，也让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购买力。相反，没有社会保障留下的“后遗症”，则是这些收入根本无法弥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顶着已经花白的头发和已经难以站直的腰板，继续依靠种地维持生活。
这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基本现状。
客观地讲，在第一代农民工当中，也有一些通过“转型”，如从事买卖、经营等留在了城市，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甚至有少数人因为当上了“包工头”而成为富翁，但是，能够实现这种“转型”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都干回了本行、回到了原籍——种地。
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接过父辈的“旗帜”，不愿再从事建筑业等繁重劳动的，且对收入要求明显高于父辈的现象。于是，有人指责，民二代、民三代变懒了、、变挑剔了、变得没有吃苦耐劳精神了。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也让人难以接受，更不公平。农民工可能在文化、技能、职业素质等方面，确实没有城市人强，但是，这并不是农民工只能从事建筑等行业的借口。更何况，民二代、民三代在文化、技能、见识等方面，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父辈，他们已经有能力与城市居民“叫板”，也完全可以对过于繁重的劳动和与劳动不相称的收入叫“不”。对他们的“不配合”、“不沉默”，只能理解，而不能指责。他们也需要通过对工种的选择、收入的要求表达自己的想法，争取他们父辈曾经失去的尊严。
尊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也是必须具有的基本权利。对劳动条件和收入标准说“不”，不是民二代、三民代没有他们父辈们的吃苦精神，而是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更加注重他们也是平等的劳动者。要想让他们继续从事他们父辈曾经从事过的工作，就必须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收入标准。否则，很多工种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人。在找不到人与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标准面前，如何选择，不是农民工的事，而是城市管理者和建筑业等经营者的事。
事实也是如此，城市的房价涨了那么多，开发商、政府等从以建筑业为基础的房地产开发中获得了那么多的收益，对从事建筑业等的农民工提高收入标准并改善劳动条件，尤其是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是政府与企业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提出的苛刻要求。相关法律已经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价”进行了重新界定，“同命同价”等也已经形成共识，为什么对民二代、民三代对劳动条件和收入标准说“不”就不能理解呢？为什么还他们与其父辈一样“承受”呢？显然，这是城市人、执政者、企业观念没有转变的问题，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的问题。
殊不知，富二代、富三代都在“转型”发展，都开始从制造业、建筑业等向资本、高科技、服务业等转型，民二代、民三代当然也有权利向他们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劳动、收入等转型，也有权利伸张自己的正义与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钥匙也自然而然地应当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企业手中去找，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而第一代农民工回到农村后的生活没保障、没着落，也从一个侧面加深了民二代、民三代对自身权益维护的理解和选择。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让民二代、民三代从他们父辈的晚年生活中看到希望，他们的选择，可能会更加“挑剔”、更加让城市人难以接受。
挑战无处不在，民二代、民三代的挑战，是对执政者思维和认识的再考验。虽然从2009年起，各级政府也推出了一个农村养老金计划，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养老金。同时，还推出了农村医疗保险办法。但是，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的水平和标准来看，显然是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要的，更多的只是一种道义和方向。要让民二代、民三代有足够的信心，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尤其是民一代的社会保障水平。
所以，面对第一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以及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无私奉献和无条件接受城市人安排的生活，只有认真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指责，只会让民二代、民三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到时候，劳动力成本会上升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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