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盖着黄纸。”
“喝西北风。”
这两个句子，中国人，一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要想让日本人也明白，可就不容易了。
与朋友谈翻译，中日翻译或者日中翻译。朋友回忆起多年前在日本留学时跟日本学生上课时的情景。
“老师都解释不清这两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黄纸是什么？那是盖在死人脸上的纸，西北风呢？日本人不懂中国文化，是很难理解的……”
朋友最近又把一篇一万七千多字的中文翻译日文，加上一百五十多个注，翻译出来的日文初稿有五万五千多字。
当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花了六年的时间把书法家孙晓云的《书法有法》翻译成日文。
我也懂日语，甚至可以说我的日语远远超过他，可是我却没有勇气挑战翻译这份差事。因为，翻译很难，对我来说。
鲁迅先生翻译过许多日本文学作品，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小路实笃的《友情》等，他认为：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思。但到真的一译，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一辈子以译法国左拉的作品为己任的毕修勺先生也指出：
“翻译是比创作还要艰难的工作。创作是有主动权的，而翻译，不但要忠实于原著的词汇和句读，更要反映作者的风格。为了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和风格，我常常为了一个词、一个句子如何适当表达而花费一两个星期的冥思苦想。”
鲁迅他们都这么说了，我这退堂鼓就打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我认为自己的的母语需要时间恢复恢复。
我们读外国文学，说“语言真好”，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被翻译得好。我试图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重新翻译一遍，可是第一句就把我卡住了。意思明白，翻不明白。我因此佩服林少华，他把村上春树的味道都翻译出来了。
我曾经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厚着脸皮称自己是“女版村上春树”，实际上我仅仅读了他的《且听风吟》。我一点也不着急，先叫着，我慢慢当就是。有时候，我还会刻意地不去看村上春树的作品，怕他的疏离氛围影响了我。我的枕边有一本村上春树翻译成日文的《慢长的告别》，日文这种语言，实在是冗长，那本书厚厚的，字体小小的，我看了一两行眼皮就合上了。所以，我还没有找到这位美国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魅力，也不晓得村上为什么把《慢长的告别》反复看了12遍。
我也只能说，因为“喜欢”。所以，我便想，如果有喜欢的作品，我是不是应该先读它12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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