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于国人喜闻乐见的其他节日,“二月二”显得微不足道,纵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也未能给它带来额外的光环。但于我而言,“二月二”包含成长中太多的记忆,甚至是对一种古老文化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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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叮……”,古老而沉重的钟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孩子们推开长凳,双手按着衣兜纷纷涌向讲台。
“老师,我家的大碗豆——”
“这是我妈炒的黄豆——”
“老师,还有爆米花呢!”
……
“哗,哗,哗——”,一把把笑开脸的豆豆从孩子们的衣兜里蹦了出来,蹦到了讲桌上,蹦到了地面上。最后,老师把各种形状的豆豆装进了袋子,足足半袋子喽!孩子和老师的脸上都笑开了花,那是开在春天最早的花。
这还是九十年代初陇东乡村的一个画面,在物质还不够充裕的当时,“二月二”显然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当时的小学里有不少“民办老师”,还有部分外地老师,能够在节日收到孩子们的豆豆,这种幸福的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下课后,我们把自家的豆豆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真可谓品种繁多,让人应接不暇,炒的、爆的、炸的、煮的……当然大多数还是母亲们在大铁锅里炒的,主要以大豆、黄豆、绿豆、黑豆、豇豆、玉米等为主,个别人家的豆豆还带着甜咸味。当然,还有很多围绕豆豆的游戏,其中通过双拳竞猜来赢得对方手里的豆豆是我们喜欢的游戏方式。至于出行相见,那更是先抓出一把豆豆塞进对方的手里。当然,海吃豆豆的后果,你肯定也想到了,教室里会时不时散发出出特殊气体……
这一天,剪头发是自然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去庙里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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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在陇东地区又称为“豆豆节”。除过吃豆豆,各村各地也还有诸多习俗讲究,但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只有吃豆豆了。其实,关于吃豆豆,有一个很动听的传说:
当年,大美人武媚娘从男人手里夺得帝位,身为男人的玉帝大怒,下令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然而掌管天河的玉龙怜悯苍生,私下里偷偷下了一场雨。玉帝自是怒不可遏,于是将玉龙压在一座大山下,并在山上题词:要想重登灵霄殿,除非金豆开花时。这可怎么行,玉帝无道,人间有情啊!人们为救龙玉四处寻找开花的金豆,直到二月二那天,有人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时,心想把这玉米炒了,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于当天设案焚香,尽献“开花的金豆”,玉帝禁不住天上人间的舆论压力,于是放了玉龙。
这样看来,炒豆豆,龙抬头,都能说通了。早年曾看过甘肃民俗专家彭金山、隆滟教授的一些文章书籍,他们对陇东民俗深有分析研究,即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陇人也多有不知。
其实,“二月二”正逢“惊蛰”前后,大地开始解冻,气温日渐回升,万物渐次苏醒,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农业对雨水的需求格外突出;再者,除了“正月不剪发,剪发死舅舅”的俗语,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冷寒正月剪发容易受凉,所以选择在回暖的“二月二”理发,更是昭示了一种崭新的开始。
因此可以说,“二月二”应该是农耕时代的一个信仰,人们赋予了它一层神圣的袈裟,并把自己殷切的祈农愿望虔诚地演绎在这个节日的习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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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沿袭了古老的习俗和民风,传承了农耕时代的一种文化,一定程度中促进了家庭甚至社会间的亲和力,很好地缓和了人际隔阂,增加了邻里乃至社会的凝聚力。在社会信仰苍白的今天,一些传统节日习俗,在某种程度了能够起到唤回心灵的效用。
可是,新常态下所形成的一切,似乎正在瓦解这种文化传承。像我这样最终要远离故乡的人何止万千?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断层,当然还不是最主要的。泊来文化的渗透,村落乡绅的崩析,纯粹物质的趋骛,等等,摧毁的何止是离乡人?恐怕很多故乡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故土文化了吧!
想起唐人宋之问的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深知这种灵魂断根的坏处,可又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
二月二,蕴含着农业文化的厚度和深度,其整个活动都与人们祈福求祥、袪病衬禳灾相关联。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从风俗层面和文化背景去挖掘,至少在局部可以拧成一根粗重的文化纽带。同时,它还是现代人进行文化寻根、体验先民智慧的一个途径,通过重拾精华习俗,形成一种厚重的文化机制。
如此看来,我们还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
二月二,金豆豆,龙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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