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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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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本书，我想先谈一下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当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遍访了中国主要城市和东北等地。“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以后又目睹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3年热河抗战，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1933年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并有两年时间住在燕大校园里。
1936年6月初，在宋庆龄的介绍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绕道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进行采访，寻找真正的“东方魅力”。
通过这一段描述，可以了解的信息是，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参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1936年初夏抵达陕北时，只有21岁。
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他去陕北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京出发的。在宋庆龄的介绍下，由一位不能泄露真实姓名的王牧师引荐，见到了张学良将军，并搭乘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1936年6月初斯诺抵达陕甘宁边区，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对当时中国的红色区域进行了四个月的访问。
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中国红军在中原大地上进行的革命斗争，一直遭受着铜墙铁壁一样的严密新闻封锁。蒋介石还在一九三五年宣布，南京政府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
苏维埃在中国还存在吗？
红军的主力军在哪里了？
中国共产党在做些什么？
经过千难万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他们的使命和纲领是什么？
我以为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向外宣称，需要通过一些媒介向外宣传。而斯诺的这次到陕甘宁苏区的访问和报道应该是共产党有意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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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过程之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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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
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均收入戈兰茨公司《红星照耀中国》，可谓后者的雏形。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经发行了五版。
这时的上海已经沦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了。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在中日战争宣告中成立，不可能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在继续实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要想出版发行这本书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938年2月10日，在得到斯诺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胡愈之组织筹划下，以“复社”名义集体、印刷、出版和发行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
此书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斯诺对英译版作了了文字的增删，增加了大量的图片，还为第一本中译本写了序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出版后，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曾被改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多个版本秘密出版。许多热血青年在读过本书后，像怀揣珍宝一样，将其秘密携带，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等地的出版组织也将《西行漫记》的相关章节以“抽印本”的形式独立出版，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西行漫记》出版后，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在国内外、华侨集聚地、香港等地，《红星照耀中国》的各种版本如雨后春笋版面世，被翻印和重印了无数次。国民党政府查禁的版本都多达数十种之多。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定名为《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同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
“文革”期间，《西行漫记》遭禁锢。
1979年12月，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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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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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德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一直认为朱老总是叱咤风云的共产党人，想当然地以为他是极其性格刚烈的性格，却不知在书中对他的描述是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脾气的一个人，爱护部下出了名，是个深受爱戴的领导人。
书中彭德怀说的一段话，让我对这位共产党人肃然起敬。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子边上时就提出一个论点。现在他突然停下来，沉思地回想。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强渡大渡河，是记忆中最好看的电影。可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红军一定要从这座没有桥板的铁索桥上渡江，不可以乘船过江吗？
读书过程中不得不为国民党军队的弱智和无组织状态感到惊叹。当红军来来到安顺场小镇想要渡河过江的时候，赫然发现本来已经全部停泊在江北岸的渡船，有一支竟然在江的南岸，像是特意来接红军过江的。
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乘船到南岸走亲访友。这都是什么时节了，南京方面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搜寻红军主力，他竟然将渡船主动送过江去接红军过江。我真怀疑是不是这位团长是不是故意的，或者是埋伏在国军内部的地下党。
小时候看电影看电影搞不明白泸定桥上为什么没有桥板。有小伙伴说那是国民党不想让红军过桥，我就在想那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炸了呢？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个让我想不通的事情，泸定桥上的桥板竟然只撬走了一半。哦，我也是醉了，你说这样一个兵家必争的天险之处，你舍不得炸桥也就罢了，竟然还留下一半的桥板却又是为何。
难道这些国军能预知若干年之后，这一场激烈战斗会拍成电影，为增加电影的戏剧性特意留下的那一半桥板吗？
以前学历史，我一直想不明白，红军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要执行撤退方案，进行艰苦卓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为什么会选择陕北作为抗日根据地。上学时读得《包身工》那篇课文中，心中暗自揣测，这么多的包身工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她们不反抗。这本书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苏区实际的“三光”政策是何等的残忍。这里的战争又叫阶级战争。
当初红军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时，打土豪分田地，免除贫民百姓的苛捐杂税，深爱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可是当敌人开始围剿后，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多是本地人，是那些被共产党员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复仇心切，在许多地方都下令要杀光当地的老百姓。没有被杀光的老百姓也被全部迁移一空，整块整块地方的人口，不是被消灭殆尽，就是全部被迁移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城市里当包身工和妓女。
到1933年12月的时候，整个鄂豫皖根据地有一半地区已经变成荒地了。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已经阒无人烟。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的人口减少了六十万。
鄂豫皖的红军必须西撤是因这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都失去了活力。这些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是许多红军战士一生中不可触及的伤痛。
而至所以要选择陕北作为抗日根据地，我以为与1928年到1930年西北发生三年的大灾荒有关。那些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半官方的保守数字是300万，作者甚至不怀疑高达600万的数字，真是饿殍满地。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可是在城市里，囤积粮食的商人、地主老财，非但不开仓赈灾，还在歌舞升平。赈灾粮食送不到灾民手中，因为军阀要扣留了铁路车皮，一节也不能西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苦在仇深，哪里的群众就越可靠。而共产党是解救人民大众出苦海的救星，因此，北上抗日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本书中，我还对被斯诺称为“现代侠盗罗宾汉”，但却英年早逝的英雄——刘志丹黯然神伤。
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险恶的天鞭。
这个生于乱世的英雄豪杰，几经生死，以大胆勇敢、轻率鲁莽而在整个西北闻名遐迩，在百姓中有“刀枪不入”的神话传说。
可是刘志丹却在1936年初，在抗日东征途中牺牲了，年仅33岁。在这次东征抗日途中，刘志丹率领新的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两个月内就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却在一次意外中受伤牺牲，甚是可惜。
不过，也有些疑问，这样一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还是红军的高级指挥人员，竟然是在前线侦察敌情时，毫无防范意识意外牺牲，甚是惋惜。
斯诺到达保安时，刘志丹牺牲仅两个月。作者在书中表示，为什么刘志丹牺牲有消息不像其他类似的消息一样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呢。
文末我想对这位创建陕北抗日根据地的英雄致以深深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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