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带一路”与“全球共生人才计划”

文/钱宏

作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提  要：本文认为“政府与企业（国企、民企、外企）合谋利益（利润）最大化”的“铁公基”中国模式，不适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但在“一带一路，全球共生”的理念下，也不必回避“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生態文明形態意义上的大战略属性。“一带一路”，无疑是符合“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是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的人民相向而行，相互帮助，砥砺奋斗，共襄生长，不仅可望成为全球共生的生態文明形態示范工程，而且可以反过来倒逼我们提升自己的智慧、道德与格局，先处理好中国内部事务。如此，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一环，是“全球共生人才”的培养。

关键字：一带一路、全球共生、生態文明形態、全球共生人才计划

关于“一带一路”的内涵、操作和策略，近三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比如在内涵上，提出“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在操作思路上，提出争取民心培养“知华派”“友华派”；人文先行，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共同发展旅游业、设立“丝路文化之都”；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在策略上，提出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形成国内合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国内外专家学者们还提出，鉴于中国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在周边国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急需增强有关研究力量，由此提出加强跨国“智库性非政府组织”建设，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研究，与有关国家智库构建合作网络，加大援外培训、学术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养力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为企业提供投资评估咨询，尤其是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帮助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国家形象。

国内外专家学者都非常认真，提出的理念、操作和策略不可谓不全面，也有一定可行性，特别是提出加强跨国“智库性非政府组织”建设，深化“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尤为重要。可遗憾是，他们回避“一带一路”是一项事关全球生態文明背景下的国家大战略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尽管专家们也在理念上提出了“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但只要是骨子里却依旧停留在工商文明的资本主义逻辑（产能输出资本增值）框架内，再怎么回避、遮掩“一带一路”属于国家大战略这一事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理念都不过是一种修辞，最多只有策略意义，而不具有人类文明形態更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意义。

我们认为，欲透彻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就要了解人类“生態文明”形態的成长，而欲了解生態文明形態的成长，就必然要了解生態文明的灵魂——共生哲学。只有了解和掌握共生哲学，成为具有全球共生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人，才能真正践行好生態文明，无需回避“一带一路”本质上属于“全球共生”战略性工程来加以实施。

通俗地讲，“共生”，就是共襄生长、共同生活。学理上讲，共生（Symbiosism），是事物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动態平衡的基本关系形態。这种兼具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机制的共生关系，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基本形態，亦即共生是人生产、生存、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因而，共生又被称之为共生法则，处于一定缘由关系过程中的人们，依据自己对共生法则的感知觉悟，提升自己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参与现实的或可能的生活，叫共生智慧，迄今为止，人类依据共生智慧建立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和文明形態，是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范式。所以，共生智慧同时包涵了共生德行与共生权范式法理诉求。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从两性相悦结婚生子，到社会分工合作，构成这个丰富多彩世界的基本面、生活面，本来就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过程。共生智慧及共生德行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要相互点亮，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格局，我们做什么题材，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好办！

“一带一路”，无疑是符合“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是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的人民相向而行，相互帮助，砥砺奋斗，共襄生长，不仅可望成为全球共生的生態文明形態示范工程，而且可以反过来倒逼我们提升自己的智慧、道德与格局。所以，实施起来，自然而然地需要相应的共生智慧，要有“全球共生人才”的参与[1]。只要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观念上具有新文明形態的格局，让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看到我们的做法真正具有新文明形態示范效果，何止是“一带一路”，我们还可以有“瓷茶之道”（从景德镇经赣湘贵云，入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至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利比亚及整个非洲）和“亚美之道”（从雄安新区经山海关、东北，入西伯利亚、白令海、阿拉斯加，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直至贯通南美洲各国）。

但目前，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社会企望值也持续升温，“一带一路”还是一个个片断，或者说停留在具体战术、策略层面，从方向、方法以及方案上看，却依旧多半停留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之内，尽管不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有许多新的美丽的说词，可思维方式依旧是碎片化、补丁化、小圈子化的阶段，价值取向组织方式也依旧停留在一个个商业共同体范畴之内。

一句话，“一带一路”构想很好，实施很难。不是难在技术、资金和社会参与（甚至国际社会参与）的热情上。恕我直言，难在缺乏“全球共生智慧”和“生態文明形態”意识上。到目前为止，所有“一带一路”的各种论坛、演出、决议、规划（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有如一场争先恐后的表演（建设不是文艺演出！），都还远远没有上升到真正的战略高度——即超越资本主义逻辑和传统社会主义逻辑这些工商文明形態的范畴，从而上升到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时代相联系的战略高度——所以，真正的社会参与、国际参与行动还远远没有成行，软硬投资的风险都非常大，机会成本高到“资不抵债”。说明一下，鉴于中国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收益往往存在大量无现金流的资产，因而并不构成资本对资产、资源的实际支配权，所以，这个“资不抵债”中的“资”，本质上是一种“权”；而相应地，这里的“债”，取韦森、翁一“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之义。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而现在通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表达的记账货币，实际上是如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货币的“原始概念”，而并不是现代（权利）社会的一种产物。但同时，由于现代权利社会普遍采用记账货币指称一个企业、一家银行的资产，乃至依据这种“指称”的资产，统计出来的一个国家的资产即GDP（国民生产总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企业、政府、银行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政治业绩，结果为企业、银行、政府合着伙玩“虚拟货币”“造假政绩”预留了可能的空间。

中国政府公司主义条件下的各种所谓“泡沫经济”，就是这样炼成的。只是中国经济体量实在太大，有许多息肉“烂在锅里”，腾挪空间实在太大，刺破泡沫的那根针（也许需要一打针）还在推迟出场。但一旦走出国门，一旦出现“资不抵债”，往往血本无归（含个人、国家对法人的投资），如中国主权投资公司中投（CIC）多项对外投资（作为“主权投资”不仅限于“投资风险”，而且还有“政治风险”）。

现在“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性话题，我在三年前接受《亚洲周刊》专访[2]时，就提到的担忧一样也没有消除。我们在搞“一带一路”战略时，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就是由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政府与企业（国企、民企、外企）合谋利益（利润）最大化”的“铁公基”中国模式，在本国取得巨大成功，因而囿闭于这种成功的路径依赖和利益羁绊自然而然地直接运用到沿带、沿路国家。我之所以有担忧，就是推行这种铁公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势必遭受沿带、沿路国家（文化综合体）的政府、企业与人民（文化、民族）本来就存在的阶段性（如选举任期）、区域性利益冲突，将直接以“开发项目”方式呈现的“带路”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不敢为“开发商”背书，如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拆迁事件（出现“滚回华盛顿，滚回中国”式政府与人民对峙），要么有的是理由出尔反尔，如墨西哥单方撕毁与中国铁建的路标合约，要么由于跟中国签单而被迫下台，如泰国英拉政府，要么因利益偏袒内讧而无限期搁置，如缅甸，要么反对派上台，如斯里兰卡，要么教宗冲突，如吉尔吉斯坦……漫说铁公基项目实施都有不短的工期，必然会受到当时“选举周期”的冲击，即便很快建成能通火车、停船泊，如果当地人民实在是不爽，又用什么保证不出现“铁道游击队”、“索马里海盗”（一个海域护航也许不难，全线护航就不简单）？那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成本呢？欠下多大的历史债务？所以，一带一路可以搞，但最好按照这样的顺序搞，即：先处理好本国的内部事务，将本国带血、带泪、带侮、带霾、带毒、带污的GDP整理清洁了，成为全体人民、公民、国民受益并且能愉快接受的成果，做出好的具有“全球共生”意义的示范，再行处理外部事务，沿带、沿路区域文化综合体国家的人民、公民、国民，会自然而然地欢迎他们的政府、企业接纳我们！搞国家大战略，一定要在与之相应的大智慧、大格局、大慈航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规范下进行，正如自由及自由人的联合，需要与之相应的约束机制。

最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裁军大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在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论坛上点评嘉宾发言并发表《“一带一路”研究，看得把我急死了》。沙大使的下列观点，完全对应了我三年前我的担忧。

沙祖康说：“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我在第一线工作30年，会场里跑了30年。外交官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行政策，二是根据情况变化提出建议来不断调整政策。第一，国内研究单位数量不能说不多，但是有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为什么我们的研究都是错的？”沙大使先是讲到“苏联解体”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个导致国际格局大变化的大事件，但中国没有哪位机构专家预见到，“这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他话锋一转，说，现在包括对“一带一路”研究，看得把我急死了。“一带一路”绝对是个好东西，道理、背景和意义大家都知道，那么我最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绞杀中国外交的“两根绳索”。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我们一起走过，成绩不用说，全世界公认。而且，对于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清楚：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社会责任缺失等等。目前，这些问题都在“五个理念和四个全面”工作中努力予以改进和纠正，而且我认为我们有信心能做好。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纠正刚刚开始，困难还很多。那么如果上述问题被带到“一带一路”上去，说不定十几、二十年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一路腐败的“一带一路”。有钱就收买当地官员，破坏当地管制，滥用当地资源，导致连续的罢工示威游行、打砸抢，甚至出现恐怖行为。这还仅仅是讲我们自己的问题，且不说“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问题。因此，对于内外因素都要看清楚。比如，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投入很大，问题很多，如何做好是关键。目前主要是国营企业进入，民营也有一部分。那么经过了4年就要做好总结，亏了多少，有多少成功？“一带一路”是个大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好好总结，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哪些失败的教训。最后，他引用X主席话说：“想到了，你才能把事情搞好”。首先把内部问题弄清楚，然后外部的问题就好办了。

所以，要搞好“一带一路”，关键不在说法上叫倡议或战略，而在于我们能不能通过处理好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好外平衡关系，即以共生智慧、共生德行及共生权法理实践，完成“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就“一带一路”倡议观念要求而言，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一带一路，全球共生”。

既然是“一带一路，全球共生”，就理应上升到国家大战略。这里的战略，讲的是主体间观念上的眼光、行为与资源的基础性准备，不是以自己为主体而别人为客体的主客、主从式的单边行动。而要实施这一国家大战略产后首要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全球共生人才”的准备！如果没有，就要从无到有，积极主动地培养。就是说，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全球共生”这一国家大战略到位、健康、顺利实施，我们需要积极准备一项落地工作，这就是：开展一项“一带一路与全球共生人才计划”。

有趣的是，2015年10月，我去日本筹备“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得知一个令我意外又多少有些郁闷的消息，就是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竟然已经制定了一个“全球共生计划”，培养“全球共生”人才！回来后从网上搜索真的看到他们的招生广告：

就是说，当代日本人，已经进入状態，而无需呼吁。而我们当代中国人，早就在讲多样化、多元化，讲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讲绿色经济，讲生態文明建设，甚至把生態文明建设写进了党代会文件，还有“鄱阳湖生態文明实验区”，全国各地方政府和公司老板们都在“郑重其事”地勾画着生態文明创业园区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生態基地……特别是，现在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可是，与之相适应的人呢？

当代中国人，再不能象过去一个世纪那样，醒得很早，起得很晚。而且，远的总是好的，近的、身边的总是视而不见，限制重重，总是看着别人健美，再跟在别人屁股后浮躁地追赶、接轨、拿来（甚至很不体面地强词夺理地偷）了啊！

把玩小聪明、抖机灵式的插科打浑、哗众取宠、投机取巧、众声喧嚣的意见，当成思想，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更可悲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博导们也跟公司老板和官员们一样声称：思想理论不能接地气“来钱”就没什么用！我们需要弄弄清楚，什么叫地气？什么叫天机？什么叫人和？当代中国人，该认真想想，身为资本家、企业家、实业家的恩格斯，为什么不说思想理论没有用，反而说出：“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顶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这样富有洞见的话？如果当代中国人缺乏理论思维，永远跳不出这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实用主义打补丁式的碎片化思维方式，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个发财梦而已。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9年接受BBC电视采访，寄语一千年以后的人类，也将智慧与德行作为他一生的感悟。BBC记者： “最后一个问题。假定这段录像，将如同死海古卷一样，在一千年后，被我们的后人看到，那么，罗素勋爵，您觉得您有什么该对他们那一代人说的呢？有关您的一生，以及一生以来的感悟。”

罗素： “我想要说两点，第一关于智慧，第二关于道德。有关智慧，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请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你认为人们相信了之后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这是我想说的关于智慧的一点。至于我想对他们说的有关道德的一点，十分简单。我要说，爱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在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彼此，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总会有人说出我们不想听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共同生存。假如我们想要共存，而非共亡，我们就必须学会这种宽容与忍让，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是罗素讲的事实？我理解，这个事实，是可以启发我们咬破“已知茧壳”，脱颖而出的生命缘起与缘起共生（关系过程），只有生命缘起与缘起共生这一事实，才能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科技与人文的动態平衡），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让我们的心灵变得伟大而通透起来，无阻隔地接受我们感知能力所及的一切周遭人、事、物，洞察宇宙间至理至情至美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也许是人类此后的发展实在太快了，罗素在这段1959年的采访中提到的“智慧与道德”问题，不是1000年后的人类才需要明了的，而是道出了在他1970年仙逝后：遭遇全球性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人类，不共生，就可能同归于尽的事实，以及人们面对这一事实的態度，是否明智或愚蠢背后的道德情愫。

这种融通智慧与道德的情愫，今天的人类，可以很清楚地表达为“全球共生”四个字，而“全球共生”情愫，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东方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的八字箴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具体转换为：“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十六字行为坐标。

搞生態文明、一带一路，没有共生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当大声疾呼：今天的中国，不是思想理论多了，而是太稀缺了。我们要向学界，更要向社会讲明白：“一带一路”是生態文明型態的国际性心理-物理空间延伸，而生態文明有其相应的哲学灵魂，就是需要恩格斯要求的“理论思维”与罗素告诫的“智慧和德行”。如果有生態伦理、生態政治、生態经济、生態哲学，只能是共生伦理、共生哲学。

一句话，搞一带一路，必须有大批量的全球共生人才！

我们认为，实行“全球共生人才计划”，可以考虑先办一所培养“全球共生人才”的非学历教育的跨国性的“共生大学”，如果条件不具备，不妨选择几所人文科技研究环境好的大学合作，形式可以是象日本东京大学那样的学历教育，也可以是连轴转动的“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班。“一带一路与全球共生人才计划”培训对象，为厅局级以上官员、企业董事长、CEO、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人士，包括编出自己的教材……。

我们相信，“全球共生人才”，不仅可以真正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帮助“走出去”的企业控制风险，而且，将以他们富于“全球共生”的精神意识、思想力、文化力和行动力，成为所在沿线国家传播“魅力中国风范”的形象代表。

总之，搞生態文明，建“一带一路”，实现文化复兴中国梦，亟需创建全球共生的意识形态，以收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的可持续和平发展之效！

全球共生：以球为体，共生为用，善待他者，共襄生活！

共生人：共生量子、共生学人、共生公民、共生达人、共生淑女、共生绅士。

共生体组织：共生之家、共生企业、共生社区、共生社团、共生政府、共生国度、共生国际、全球共生公共政府！

当制定并立即实施：“全球共生人才计划”！

2008年春节，独自到华盛顿老家，好喜欢这个长廊，坐在那里远眺波托马克河的绵长秋色，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何仗一打完独立战争，就辞职回到这儿了

[1]钱宏：《作为镜鉴的“一带一路”与中美关系的实质：将地缘政治“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7年4月12日。

[2]早在2014年7月香港《亚洲周刊》做的一期“高铁外交”（当时“一带一路”的名称还没有叫响，没有成为媒体的聚焦点）专辑，我成为这个专辑大陆唯一被专访的对象，该专辑2014年8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