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国家大力提倡的一种教育形式，中国职业教育在德国老师眼里是怎样的呢？
2015年，得益于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的成立和发展，德国部分高端制造业迁入佛山，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令中德之间职业教育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变得频繁。就在这一年，Seth作为德国的职业教育老师，来到佛山。
Seth介绍说，初到中国时，中德职业教育合作仍然只停留在相对浅显的层面。2016年5月，中德职业教育联盟在同济大学成立，越来越多的德国老师远渡重洋，站到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三尺讲台上。在佛山举办的2016中德职业教育合作论坛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陈韶如此介绍德国老师带来的变化：“与德国方面交流合作，更新了我们的职业教育理念，促进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将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教书两年有余，Seth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他给出三个关键词：创新精神、市场适应性与教育平等。“要成为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的基石，中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要做的还有很多”。
（一）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培养创新精神：
“在职业教育中，对技术的理解远比技术重要，技术很快就会过时，但理解不会。”Seth告诉记者，中国老师在职业教育中往往会强调学好技术的重要性。其“刻板”程度，甚至让他这个“自认为刻板”的德国人都感到难以理解：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解技术要点，却不向学生讲解为何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学生永远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连机制都不明白，又如何能够实现创新？”Seth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据Seth介绍，德国的职业教育中非常重视实践：政府会按照职业标准，出台学校不容许更改的课程安排，保证每项课程都有充足的实践教学时间，保证学生能够充分掌握所学技能。
顺德第一职业教育集团党委副书记梁泽洪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很多职校学生对专业知识仅限于看和听，“事非经过不知难。纸上谈兵对于学生对技能掌握的效果实在有限”。
最近几年，虽然职业教育增加了对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但仍然是杯水车薪：国内实践教学的课时仍不到总课时的25%，而德国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占总教学时间的一半以上。
对于中德之间的巨大差异，梁泽洪表示，学校经费带来的瓶颈是主要原因。据梁泽洪介绍，如果由学校大规模开展实践教学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经费购买教学设备和耗材。原本国家对于职校的财政拨款已经捉襟见肘，所以不少学校不愿再增加实践教学课程。
实践教学课的缺位，造成学生创新能力不足。Seth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德国先进的工业制造水平，除了来自实验室，更多来自于生产一线的不断探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创校校长俞仲文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提出过相关论断：创新既有重大的、领军式的“山尖”创新，又有融合在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中的局部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良，即所谓“山基”创新。
事实上，抛开重大的“山尖”创新的加速作用，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更多是技术的更迭。Seth举例说，德国民间有大量的制造业“百年老店”，这些非研发密集型企业依靠百年来的不断积累，在某一细分领域不断深耕，让“德国制造”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二）推广“二元制”教育，增强市场适应性：
“在中国，学校和制造业之间被人为地隔开了，学校和工厂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界线。”Seth描述中德在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上的巨大差异，说自己觉得非常困惑。
在德国，为了让学校和企业能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职业教育采取“双元制”的模式进行培训。此举旨在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使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完全符合企业的需求，为“德国制造”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所谓“双元制”教育，最早由德国在二战之后提出，要求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员必须经过“两元”培训：一元指职业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双元制”的实质是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最终培养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产业人才。
在中国，技术人才存在较为严重的供求脱节。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今年，中国高级技术人才的缺口将突破1000万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维修技术总监徐小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时接受记者采访“吐槽”：“技术工人入行不久就转行了，怎么可能还会有高级技术工人？20年前还是‘一匠千金’，现在已成了（有千金也）‘一匠难求’”。
虽然技术人才的供求失衡在20年前就已初现端倪，但职业院校有意识地让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之中，则是近十年的事：2007年，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成为国内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共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对此，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高级人才依然极度缺乏。其原因在于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分离，导致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脱节，尤其是制造业，本应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有更多话语权，却一直身处尴尬的“失语”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指出，要推行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模式，推行校企一体化育人，让职业教育更接“地气”。
（三）提倡教育平等，改变误解歧视：
“我的学生现在正在读二年级，明年他们就毕业了。我很担心，他们未来的发展会因为职业教育的原因受到限制。”在Seth看来，目前中国职校学生的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被“看低”了。
梁泽洪对此的担心明显更具“中国特色”。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导致社会许多人误解职业教育是一条“单行道”。为此，应该建立职业教育内部以及普职之间的“立交桥”，使中国的职业教育拓宽上升区间，使职业教育的学生“有奔头”，改变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误解和歧视。
但梁泽洪同时指出，目前，佛山市只有35%的中职生升入高职院校继续进修，这一数据还建立在职业院校学生人数多年不断下降的基础上。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之下，家长和学生“提升学历”的愿望强烈，“掌握技能”的理念淡薄，难以正确认识、接受职业教育的意义。
而在德国，不仅职业教育内部的“立交桥”早已建成，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的“跨海隧道”也已使用多年。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只是进入社会的两块不同跳板。根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数字显示，目前只有30%的德国高中生，毕业后直接上大学，优先选择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比率则高达70%。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还可以在补充学习文化课内容之后，进入高等院校深造。Seth佐证了这一说法，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德国年轻人，都会先选择职业教育，进入社会工作存下一笔钱后，再去到大学深造。
在《职业教育要义》一书中，姜大源写道：“这两种群体（上普通学校的与上职校的）是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没有智力的高低、好坏之分，只有智能的结构、类型的不同。所以，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培养对象在智能类型上的差异，意味着只有那些能更好地张扬其智力优势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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