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戏剧史，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关汉卿。关汉卿是位多产的作家，他将自己“博学能文、滑稽多智”的文学才能、“通五音六律滑熟”的音乐素养、吹弹歌舞的艺术技巧、“躬践排场、面傅粉墨”的表演经验以及傲岸不屈、刚烈倔强的战斗精神融会贯通，创作了十多部不朽的杂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推动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学进步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贾仲明在《录鬼簿》中赞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关汉卿亦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那么提起关剧，最先想到的便是关汉卿笔下塑造的各具特色的经典旦角。有善良刚强的童养媳兼寡妇窦娥、机敏泼辣的风尘女子赵盼儿、有坚守本心的大家闺秀王瑞兰等。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生活中受苦受难但绝不向命运低头，纵然被传统礼教、社会恶势力压制但仍敢于打破枷锁，追求个人幸福、维护自我尊严。从这些形象中，我们可以窥测到作者关汉卿对元代女性命运、生活状况的悲悯以及对女性肯定自我人格的支持，具有超前的划时代意义。
一、打破礼教，展露独立微光
传统封建男权社会下我国女性往往被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伦理道德所禁锢，更有甚者一些男性作者在作品中极力贬低女性、神化男性以求声明远播，例如元稹的《莺莺传》，让当代读者不胜唏嘘。但关汉卿在作品中对传统礼教的突破无疑在元朝的时代背景下是可贵的，是极具进步意义的。《窦娥冤》中婆婆劝解窦娥嫁与张驴儿，并且自己也动摇嫁给张驴儿父亲时，窦娥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寡妇的身份以及要对亡夫守节的贞操，而是体恤到了公公置办家业、对婆婆儿子余生周密考虑的不易，直呼“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窦娥对婆婆辛辣的嘲讽是替素未谋面的公公鸣不平，更显窦娥道义上的崇高。窦娥和婆婆的关系微妙，窦娥能够直截了当地回击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并用尖锐口舌讽刺，“怪不得女大不中留”、“枉叫人笑破口。”晚辈对长辈亦能够批评是非，是对传统等级的突破。《拜月亭》里王瑞兰和蒋世隆在战乱流离中相互扶持，最终结为恩爱夫妻，王瑞兰的父亲看不起蒋世隆这个穷酸秀才而棒打鸳鸯，这里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王瑞兰“好女不侍二夫”的观点。《西厢记》有较为相似的一处，老夫人得知崔莺莺和张生好事既成后，老夫人无奈之下催促张生进京赶考。关剧情节转向更能凸显女性附属性的下降。
二、顽强抗争，追求自我幸福
在那个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关剧表现出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支持女性追求自我幸福的理想。《拜月亭》王瑞兰和蒋世隆就是共同经历重重磨难后约定终身的代表，纵有波折但终于修成正果。《窦娥冤》里窦娥认为张驴儿不是自己心爱之人便誓死不从，在权豪势要压迫下依旧刚烈不屈，化作冤魂也要为己报仇。《救风尘》赵盼儿和宋引章没有因自己沦落为娼妓，而丧失对真爱的希冀和从良的渴望，在《救风尘》这部剧里没有表现出对妓女的偏见，反倒是表露妓女们可怜的身世、不济的命运和惨淡的未来，妓女只是青楼老妈妈的赚钱工具，每天面对着纨绔子弟、权势官绅的玩弄，“妓女追陪，觅钱一世，临收计，怎做的百纵千随，知重咱风流媚。”“俺虽居在柳陌中花街内，可是哪件儿便宜？”这样的处境使她们回归寻常百姓家安分守己后半生也难如上青天，“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倡优”。
尽管从良困难重重，赵盼儿、宋引章依旧憧憬未来，赵盼儿仍真心诚意地希望结拜姐妹宋引章觅得良人，早日脱离苦海，当宋引章不听其再三劝解奋不顾身跳入虎穴后，赵盼儿不计前嫌，运用自己娴熟的应酬的手段哄骗周舍入计。周舍说过“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赵盼儿和宋引章没有秉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陈见，在周舍的棍棒下等着送命，而是积极寻求脱身之法，剧目第四折，赵宋二人与周舍争辩时，赵盼儿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所用言语所现神态活脱脱一个饱受历练的妓女模样，但是这副模样并不让人感到厌恶，反而有捍卫自身权利与幸福的勇武气魄。这是关汉卿赋予这一女性的超乎时代观念的勇气和力量。
三、总结
关汉卿在杂剧里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敢作敢为、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赋予女性较为超前的观念、理想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社会关注女性境遇和生存，对女性地位的提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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