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昕回忆他祖父陆宗达的文章《玩儿一辈子悬的》（载《裸故事》2020.6.23），里面有三幅照片。
就是这三幅老旧的照像馆作品，令我一曰之内几次唏嘘。唏嘘这样一位文化名人，老来状貌，竟与乡村老伛毫无二致。
不应该吗？不应该！因为他本来是很文化的。这从照片的前两幅上，就可以看到。这两幅照片，分别拍照于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也是陆宗达三四十岁的时候。看上去，才俊青年一个，知识人才的风采四溢。那怕多是照像馆的制作功能，总会反映一点事实吧。实际上陆先生此时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秘书，系主任为胡适。十足的文化人了。后来的陆宗达，众所周知，那就更文化了。他由古汉语拓进至现代汉语，又成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打通了汉语研究的两个领域。可在八十年代拍下的照片上，却看不到一点文化气息了。
到了八十年代，陆老先生肯定垂垂老矣，但知识人才之风致，怎么也会荡然无从？不仅看不出半点当下应有的知识风采，连过去曾经的风采也消失殆尽。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的唏嘘。
二
我隐约感到，陆先生的文化气质是被时代消磨了。被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消磨了。三十多年啊！知识的气息一再消磨。一身的文化，起码是从身体的外部全部消磨掉了。那是时代的问题了？
我有点隐隐作痛。因为这个时代，即此三十年，正是我的出生成长期。对这三十年，就我个人而言，即便没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也没有感觉到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必竟这是属于我的时代，割舍不得的。再说，我今天感觉到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好，都是基于过去这个实在的参照。今天的好，是比出来的。也是持续的积累发展而来。它不是凭空兴起，从天而降的。这就是我的认为。所以今天的好，绝不意味着过去就坏。
那么，这又如何解释陆宗达先生身上发生的事呢？三、四十年代就有的知识气息，到了八十年代，连保持也无，更不谈发展。若不怨时代，又要怨谁呢？ 思来想去，还是时代的问题。
问题何在呢？再次思来想去，我发现了这其中的微妙。
三
中国的上个世纪，尤其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三十年，是一个反等级的时代，也是一个等级破解的时代。我们常称其为新时代。新就新在这个等级的破解上。
旧中国的几千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等级社会。等级分明。而从49年开始的三十年，这个等级实实在在被破掉了。有钱人与沒钱人，权力者与老百姓，专业人才与普通人等等等等，都一样了。平等的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到运行，都基于并维护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所以，有钱人也不敢显摆了，直至无处显摆。买东西到处要票证，有钱不管用了。一些掌权人想要高人一等，立马被惩治。专业人才敢以技术自炫吗？下次运动等着你！
今天看来，这里的有些做法似乎好笑，而有些又太过苛严。然而这都是那个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部必须的。它的建立与建设，前无任何一点经验可以借鉴，均需自己尝试，则其所为也就全部具开创性质。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不讲那一代的开创者，只讲这个制度，就足以使人肃然起敬了。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平等的确立。它让人从心底生畏。于是那些曾经的高等级人士及其高等级观念，便趋向平民了。这就是陆宗达先生八十年代的状貌。他其实已从心底不认为自己那一身文化比老百姓高多少了。他就是个老百姓，当然更不必在外貌上有所装饰了。这就是制度或曰时代给人身体内外的印记。
四
我于是不再唏嘘。但约略有些惆怅。私底下认为，文化人还是应与没有文化的人有所区别的。平等不应与这种身份区别相混同。这是两个概念，或者是两个领域中的观念。平等为平等，身份区别为身份区别。各有自己的道理。那身份区别何以在平等的建立中被抹平呢？我想这大概就是平等建立过程中的负产品吧。今天，我们尊重这平等的成果，却不必尊崇那那种身份混同。实际上这两方面，现在的我们都做到了。那又连惆怅也不必了。
五
话说至此，我要再明确一下。
其一，平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它的独创。它针对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不平等，与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平等不完全相同。这是必须指岀的。
其二，平等建立中的负产品并不止于身份混同，还有不少。这些在以后往往喧宾夺主，淹盖主流。就象草坪里的杂草，总是会比草坪还要兴旺。要不是有人拔除修剪，它早已淹没了草坪，喧宾夺主了。所以。我们要始终记得草坪才是人的初心。不可看着草也可爱，想着草也可怜，或不愿费劲，害怕辛苦，放纵草长。那就失了初心，会荒草满园的。在此即要廓清这个现象。文化身份的混同，就是平等这块草坪上的杂草。它首先篷勃了。把平等遮避了。
此外还有贯常的一比，即若将平等比作一个生命，则其岀生必定伴随疼痛与血污，要忍受疼痛，要打扫血污。不可让其迷离了视线。
其三，我就被迷离了，而且迷离的很深，好长时间找不着北。此文算是自我廓清的总结吧。相信还有如我一样的迷离者，这又是此文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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