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从1945年开始，通过观看当时日本拍摄的宣传电影，阅读日本人的文学作品，和集中营中的日本战俘以及日裔美国人访谈的方式，使用文化遥感的研究方法，创作了《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这本书剖析了日本文化的特征，帮助人们了解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和行为背后的文化力量，也为美国政府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等级制度
日本社会的等级分明。从1603年德川家康掌握政权之后，巩固和强化了原来已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所有人被分为四个世袭的等级，分别为武士、农名、工、商，之后还有贱民。贱民从事最底层污秽的职业，他们几乎不被当成人看待。德川家族发布的锁国令，从根本上断绝了商人阶层发展的基础，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
维持社会稳定的是农民和武士两个阶层，丰臣秀吉通过“缴刀令”解除了农民的武装，将这两个阶层完全分离开来。武士成为唯一可以佩刀的阶层，他们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完全依附于领主发放的俸禄，他们依靠对领主的效忠而生存。
等级观念也渗透到了家庭之中，辈分、年龄、性别是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长辈地位高于晚辈，长子是家庭的继承人，男子地位高于女子。他们通过“孝”和“礼”区分等级，让不同等级的人能够“各得其所”。即使在社会上不同家族的人交往时，也遵从等级区别，通过鞠躬等动作和使用不同的敬语明确不同等级的身份和地位。
明治维新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到来的，希望恢复十世纪开始的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之前的政治形态。他们很快就取消了大名的征税权，废除了阶级制度，解放贱民，发展工商业。这种“尊王复古”的改革简化了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将天皇推上了权力巅峰。1889年颁布的宪法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但政策的设计者刻意保留了等级传统，保持了社会中“各得其所”的等级控制，将社会秩序构建在恒定的等级制度之上。
“恩”和“义”
在日本，“义”就是确认自己爱个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恩”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他们说“我对某人负恩”，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债主和施恩者称作“恩人”。日本人受人之恩是一件大事，“恩”是重负，“恩”的力量通常超过受恩者个人的意愿，所以人们不愿意背负“恩”所带来的人情债。同样，当人们看到街头有事发生时，大都会袖手旁观，因为他们不愿意使接受者“负恩”，在涉及“恩情”的事情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接受陌生人的帮助会让日本人诚惶诚恐，因为以后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位陌生人，那自己承受的这份“恩”将永远无法回报，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恩”实际上是一种债务，而且是必须偿还的债务。日本人把报恩分为不同的范畴，一种是数量和时间都是无限的，他们把这种称为“义务”，比如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也可以称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也可以称为“忠”。另一种是数量相当，需要在特定时间期限内还清的，他们称为“情义”。
日本人常说的“情理”是最难承受的，一个人报答情理就像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情理有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理”，指一个人报答其同伴的义务。对社会的情理包括一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对君主的忠诚。对“情理”的报答在观念上与还债一样需要精确对等，人们会记录下来相互之间的交往，以备日后回报。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理”，是保持某人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德国人所说的“荣誉”。
对名分的“情理”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也要求人们的生活和他的社会地位相符。为了避免名声受损或者丧失自尊，日本人尽量避免直接的竞争，在工作中，在学校里，他们都是和自己比较，而不和别人直接比较。为了避免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日本社会存在非常普遍的中介人制度，相亲、找工作、辞退等很多事务都由中介人间接沟通，避免当事双方直接面对，造成羞辱的情况发生。如果名声受损，合理的自杀可以为他洗却污名，并在身后赢得好评。
日本人重视“耻”，耻感文化和其他文化中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罪感可以通过忏悔解脱，而耻感是对他人谴责的反应，他们很重视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受到他人的奚落或嫌弃。罪感文化依靠自己内心对罪的惩罚，而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约束力来规范行为。
对日本人行为背后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之后，一方面可以明白日本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行为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可以在和日本人交往时，不至于产生无法沟通的困扰。“菊”是天皇的象征，“刀”是武士的象征，这本《菊与刀》用这两个标志代表了日本民族的性格，探讨了这个性格背后的文化基础，是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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