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由（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写于2020年6月疫情正当时。
三年后读这本书，充分感受到作者的洞察力与远见，因为书中描写的后疫情时代的很多情形业已发生。
本书概况
本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力求全方位阐述未来世界可能形成的格局：
第一部分评估了这场大流行病对以下五大宏观领域的影响，即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
第二部分进入微观层面，考察疫情对具体行业和企业造成的影响；
第三部分则推测疫情对个人造成的影响。
以下摘录几点：
一.从历史看大流行病
1.大流行病是白天鹅，并会引发持久甚至彻底的变化
纳西姆·塔勒布在2007年出版的《黑天鹅》一书中对“白天鹅事件”有过明确定义：确定性极高且最终会发生的事。
与确定的白天鹅事件相反，黑天鹅事件十分罕见、难以预测（非基于概率）且后果严重。直到17世纪末荷兰探险家在西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人们都认为这种天鹅不存在，因此人们将这类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最古老的细菌已存在数十亿年，病毒也有至少3亿年历史。这就意味着，自从人类开始四处移动以来，大流行病很可能一直都存在，并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过去2000年的常态，而不是例外。
流行病天生具有破坏性，历来都会引发持久甚至彻底的变化。它会引燃社会动乱，造成群体冲突，导致军事失利，但也会激发创新、重划国界和铸就革命之路。
疫病的暴发还会迫使帝国改弦更张，比如541—542年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就改变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进程。有些帝国甚至因此灭亡，例如，在皇帝和大多数臣民死于欧洲细菌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随之消失。
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传染病会造成社会撕裂与个人创伤。我们对抗的是看不见的敌人；家人、朋友和邻居都可能成为传染源；我们珍视的日常行为（例如在公共场合与朋友见面）可能成为传染途径；当局为保护民众而实施限制措施，却常因此被视作压迫者。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寻找替罪羊，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
在中世纪的欧洲，瘟疫引发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而犹太人几乎总是受害者。有事实为证：黑死病横行欧洲大陆两年后，人们指责犹太人污染了城市的水井，导致瘟疫传播，在1349年情人节那天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人被要求改变信仰。约1000名犹太人拒绝改宗，因而被活活烧死。同年，欧洲其他城市开始清除犹太人社区，迫使他们大规模迁徙到欧洲东部（波兰和俄罗斯），这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分布。欧洲反犹运动的核心特征在历史上多次重现，如专制主义国家兴起、教会逐渐没落，以及受大流行病严重影响的其他事件。这些变化如此多样和广泛，甚至造成了“顺服时代的终结”，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迎来了启蒙运动的新时代。简言之，“黑死病可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开端，只是（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同”。
2.疫情下的创造性
“所有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尼采的这句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的确言之有理。
科学、艺术领域也可能焕发创新活力。历史上的名人事迹印证了疫情封禁可以激发创造力。
在黑死病期间创造卓越成就的牛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665年夏，英国剑桥大学因黑死病被迫停课，牛顿回到林肯郡的家中住了一年多。在这段迫于无奈的隔离岁月，牛顿爆发了惊人的创造力，创立多项理论，尤其是提出了引力平方反比定律（他家旁边有一棵苹果树，他由苹果落地联想到月球的轨道运动，由此受到启发，发现万有引力），为他的重力和光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
17世纪初，英国再次暴发鼠疫。官方出台规定，当一周内疫情死亡人数超过30人，剧院演出必须取消，因此伦敦的剧院经常关闭。剧院关停、剧团禁演让莎士比亚得以潜心创作，仅仅在1606年，他就创作了《李尔王》、《麦克白》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三部剧作，因此，这一年成为莎士比亚的高产之年。
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也有类似的经历。1830年，普希金所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市霍乱流行，他因此困居于一座乡村庄园。忧郁已久的他突然感到如释重负，怡然自得。隔离的三个月是普希金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最高产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代表性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并创作了多部短篇作品，其中有部短剧名为《瘟疫流行时的宴会》。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恢复方式，但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灾难发生之时，往往也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迸发之刻。
我们引用这些历史事例，说明在灾祸和瘟疫期间，伟大艺术家的个体创造力会有如泉涌。
二、后疫情时代的影响
本书中第二部分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及第三部分对个人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这里仅摘录第一部分疫情对宏观领域的影响。
1、地缘政治的重构
在混乱的新世界中，力量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各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各类冲突和矛盾将不再受意识形态支配，而是由国家主义和资源竞争所激发。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来强制恢复秩序，世界就会进入“全球秩序缺失”的状态。
如果各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不能找到更有效的全球合作之道，我们很可能就会进入“熵时代”，力量收缩、分化、愤怒和狭隘主义将逐渐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加混乱。
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且加剧了这一可悲的现状，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后果是如此严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极端场景发生的可能。一些失败国家或石油国家从内部开始分裂，欧盟解体，中美关系崩塌进而引发两国战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场景现在都已变得可能发生。
2.去全球化
新冠疫情会加速这一全球分化趋势，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将把重点逐渐转向区域内部的自给自足上，而不是依赖此前作为全球化代表的遥远且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
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缩短供应链不仅极具挑战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全面彻底地和中国脱钩，美国企业就必须投入数千亿美元来建设新的工厂，政府也必须要投入同样巨额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机场、交通枢纽和房产，来为新建的供应链提供服务。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脱钩的政治意愿超过了实际的能力，但长远的趋势无疑非常明确。日本政府采取的行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从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2430亿日元来帮助日本企业将经营活动迁出中国。美国政府也曾在多个场合暗示要采取类似措施。
新冠疫情提醒我们，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大流行病、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或国际贸易，都是全球性问题，唯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缓解它们带来的风险。
3.中美对抗的加剧
后疫情时代，人们会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转折点，它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型冷战”（“新型”两个字特别重要：和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强行灌输其意识形态）。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这两个大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如贸易、知识产权、中国南海军事基地，特别是战略性行业的科技投资等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经过40年的战略接触，美国和中国似乎仍然无法填补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鸿沟。疫情不仅没有把这两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和竞争。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中美两大巨头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裂痕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王缉思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根据他的观点，两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已经不可逆转”。北京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则警告称，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导致“全球系统一分为二”。
三、结局：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希望新冠疫情能促使我们解决共同面临的四项生存威胁：
（1）核威胁；
（2）气候变化；
（3）不可持续地使用森林、渔业、表层土壤和淡水等重要资源；
（4）各国民众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后果。
“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应对新冠疫情，或许我们就有动力去解决那些此前不敢去面对的重大问题。如果新冠疫情最终迫使我们去应对生存威胁，那也算得上是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光明一面。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各项后果中，这或许是最严重、最持久的一项，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之源。”
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
其中一条路通向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和敬畏自然的未来世界。
另一条路则会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各种糟糕的意外风险层出不穷，让人类处于险象环生的境地。
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或许超出我们此前的想象，但我们重构世界的能力也远超我们以往的设想。
希望世界各国在此次疫情之后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同住在一个星球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拥有并且应当携手创造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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