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喜 事 新 办
我和她经过长时间的热恋，终于决定去领结婚证。领结婚证那天，正好赶上过“六一”儿童节。现在回忆起来，挺有意思！哪天，是多么美好的浪漫日子。在去领结婚证的路上，各个小学校里的小学生，身穿白色校服，胸前佩戴着红领巾，手擎一束鲜花，或拿着小红旗，领队的中队长，手捧着毛主席采色画像，喊着一二一，迈着骄键的步伐，唱着《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嘹亮歌曲，向“东方红”广场走去。我站在马路边，久久地看着这道风景线，心情愉快！赞美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他们真幸福！她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
领结婚证的时候，我一个人拿着两个人单位开出的证明介绍信，来到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张秘书办公室去登记。
张秘书看看介绍信，再看看我问：“你是和谁结婚？要和谁办证？”我高兴地回答：“这不是有介绍信吗；介绍信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咋不细看？＂张秘书笑着说：“不行，一个人不行；有介绍信也不行。要她本人亲自来，还要压红手印哩。”我才领悟到，这样麻烦，咱俩都是熟人哩么？张秘书又耐心的解释到：“熟人也不行，要见她本人，我还有话要问哩。”
于是，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奔回部队，带着她赶到城关镇张秘书的办公室，进了门，我抢先掏出水果糖放在张秘书桌子上说：“吃糖！人来咧，有话你就问吧。”张秘书二话不说，从文件柜里拿两张结婚证书，展平放在桌子上，边写边问：“你叫啥？年龄今年多大咧？同意不同意和闫忠录结婚？”她点点头，表示同意。张秘书很严肃地说：“点头不算，要开口说话，同意不同意？”我当时紧张地手里攥着一把汗，在心里鼓励她说：“同意，同意！”
张秘书问完了，也就写完了。让俩人都压上红色手指印，最后，才一张一张地盖上城关镇革命委员会的大印章，特发此证书。
结婚，在七十年代，特别是和解放军结婚，一定要提倡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准请客送礼，不准铺张浪费，不准大操大办。这是纪律，是铁的纪律，也是军队的纪律。
结婚，在七十年代，还要移风易俗。提倡喜事新办，越是简单越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子弟兵；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和她结婚的时候，选择了两全齐美的结婚型式。在部队给首长汇报，我们回农村结婚，举办婚礼仪式。回到农村家里，给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说，我们在部队里已经结了婚，回家只是省亲。在部队请假回老家的前两天，我买了二斤水果糖，两包上海牌“红牡丹”香烟，把单位的首长和战友算是招待了。单位首长和战友每人花五毛钱，为我送了茶壶和茶盘；我的同乡干部战友每人花了七毛钱，为我送了一条双人印花床单；这就是我和她结婚时收到的最好礼物。
我是军人，換了一身崭新的新军装。红领章，红五角星，看起来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一表军人的凛凛风骨。可邻的她在结婚前，托朋友去上海出差机会，带回来一件黑白格子毛呢西服，一条西式上海藏兰的卡裤子，一双方口黑色皮鞋，就是她结婚，当新娘的新礼服。
结婚，在七十年代，风气慢慢向着高标准、高要求发展。最时髦的婚礼嫁妆，叫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逢纫机。一响，必须有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当然，我是革命军人，有纪律限制，不能明目张胆的做准备；只能暗暗地，不漏声色的选购一两件。手表她手上带的有，逢纫机，家里没有孩子，暂时还不需要逢逢补补做衣服。只能选择先买辆自行车，为了一辆“凤凰牌”轻便自行车，不知跑了多少路？给人说了多少好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熟人才买到了一辆“凤凰牌”大链合轻便自行车。
结婚，七十年代回到家里，我家穷的叮当响，没有新房，没买新床，炕上铺的花床单，还是两条单人床单拼起来。最好的条件，就是用旧报纸把顶棚和四周墙壁重新糊了一遍，炕上还有两条新棉被，新枕头。这就是家里为我们布置的新房。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结婚，正值夏收大忙季节。我去自留地里割麦子，割了没有多少。被公社检查夏收的党委书记看到了，书记问生产队长说：“是谁在自留地里割麦子？”生产队长笑脸回答说：“是一位回家省亲的解放军。”公社党委书记气忿忿地说：“不行，解放军也要带头抢收生产队的麦子，自留地里的麦子是资产阶级。”我听了生产队长传达的重要指示，只好放下手中镰刀，回家休息，等天黑了，晩上再去收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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