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著者 茅海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博一上学期旁听了L老师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经济史》课程，从课程推荐书目中才识得此书，暑假在家无事，将此书读完。本书试图用“当时的观念”去解释鸦片战争的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作者借助鸦片战争这一重要事件去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在其中犯了哪些错误，以提供失败的教训。
该书史料翔实，作者通过中外史料的对比将鸦片战争诸多细节进行细致考证和重建，在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外交、军事上着墨颇多，语言直捷，可读性强。
是否卖国？是忠臣，还是奸臣？
近代史中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中国同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而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常被当时的民众和史家，甚至现在的民众和史家，扣上“卖国者”的帽子。作者在绪论部分探讨了琦善是否卖国的问题，首先从琦善的显赫出身和个人仕途经历分析，说明其不存在被“贿和”的可能；再针对破坏禁烟、打击禁烟领袖主张投降、虎门危急时拒不派援、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四大罪状，作者通过史料进行了逐一地反驳，否定了琦善卖国的罪名。由此，作者引出传统史观的一大特点，重视人物的褒贬评价和忠奸理论。而忠奸理论所能得到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P.19）。
作者认为传统史观下的鸦片战争和之后的研究都未能摆脱道德史观的局限，没能阐述清楚“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P.25）。本书的主旨就是抛弃道德史观，“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P.2-3)。
道光帝的“守成”和官员的盲目自信
第一章作者从武器装备、兵力和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总体来说，清朝与英国在军事力量上相比各方面都是落后一个时代，并且清朝决策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差距，竟然始终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其中有一个事实，笔者之前还未意识到：“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P.53）。
在战场上，英军一直重复着“海军炮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战术，清军始终无法理解这种近代军事战法，再加上军事实力的相差悬殊，自然毫无还手之力。清朝决策者一直在“剿”和“抚”之间游离，整体是一种方寸大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清军前线将领的思想和行为是何种状态呢？
关于广州战役，在对比中英史料记录之后，作者发现一个令人苦笑不得的现象：前方统帅在向道光帝报告前方战败情形和中英双方协商的条款大多采取粉饰方式。琦善、杨芳、奕山等人都是如此，个人结局的差距只是因为上奏方式的差异，以及是否能领会道光帝的内心所需。书中一例，杨芳将击退英方打着白旗送照会的小船，粉饰成一场大胜战，向道光帝报告战果：“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
在厦门、定海、镇海、浙东、乍浦、吴淞、镇江等战役中，作者又将清军将领盲目自信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颜伯焘、裕谦、奕经、牛鉴等人战前在奏折中都表现出一种必胜英军的心理状态。关于主战将领的这种盲目自信的思维，作者认为主要“天朝”观念和理学思维起作用，对于“天朝”观念的思想比较好理解，就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思维。对于理学思维，作者将其概括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P.354)，制胜关键在于“人心”。
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帅道光帝在鸦片战争过程中又是何种状态呢？专制君主制度在清朝达到顶点，皇帝是最高的行政者、立法者、执法者、宗教领袖、精神领袖，每天要批阅国内各地的奏折50、60到100份（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体制安排对皇帝个人的能力要求极高，作者认为道光帝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P.170)，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由于对臣子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臣子的过错严惩，使得“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P.171）。道光帝的为政之道是“守成”，即是遵循祖制，有两点极能说明其为政之道，一是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始终处于财政困难之中，原因之一是要遵循“永不加赋”的祖制，而道光帝没有什么创造性思维去开源，只能节流；二是在任用主战官员时，道光帝更为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因为他认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P.347）。
在阅读到琦善、杨芳、奕山等人在奏折粉饰上所在的工夫，不禁让人好奇难道道光帝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吗？毕竟一次次战争都是以惨败收场的。作者在书中对这一问题有所触及，在广州战败之后，有官员上奏弹劾奕山谎报战况，道光帝也只是派人私下调查，在拿到相关情报之后，也没有深究下去，此事就不了了之了。可能道光帝只想活在大臣们为他编织的战事已结束的梦里吧。
三元里抗英，是民族主义运动？
鸦片战争史研究大多聚焦到侵略和被侵略相关的事实，对决策层的动态有着丰富的史料，但是在大变局下中国社会内部都是发生了什么，平民的基本态度是什么，这一部分史料却很少触及到。三元里抗英，由于被加上爱国反侵略、民族主义的色彩，相关史料和研究比较丰富，这也给我们窥探当时平民基本状态的机会。
三元里抗英的直接原因有三：英军对平民的洗劫、“开棺暴骨”、强奸妇女。对于其规模和战果，作者通过对比中英史料认为其影响甚小，根本对战争的发展轨迹产生不了影响。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认为三元里抗英并不是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士绅领导的结果。作者在本书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所以将三元里抗英视为一次平民保卫自己家园的战争似乎更为合理。那么，难道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平民真的没有爱国情绪出现吗？设身处地地去思考一下，中国历史经历了非常多次的改朝换代，只要给予平民一点生存的希望，平民似乎总是能够逆来顺受，那么，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多平民对战争“置身事外”的基本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书中作者大部分篇幅是在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预设条件下进行讨论，特别在描述前线将领迎战时种种盲目自信的行为时，作者总会暗含这一预设条件。当然，作者对这一预设条件在军事力量、经济上给了很坚实的论证。但是带着这一预设条件去分析决策者的行为，似乎与作者在开篇所点明的宗旨，即“用当时的观念”去理解这段历史相矛盾。在必败的前提条件下，清朝决策层的种种愚蠢行径似乎能轻易地归结为历史局限，这又与作者试图弄清楚这场战争中国人究竟犯了哪些错误的初心相违。
当然，在“用当时的观念”这一视角下，本书中确实有非常成功的运用。后人在评价林则徐时，常将其与“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开眼看世界相联系在一起，根据作者的考订，发现魏源的“师夷”在当时影响甚小，而当时人们敬重林则徐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坚定不移的抗争外敌的决心。在分析不平等条约的条款时，当时的人对今日看来平等的条款愤愤不平，而对今日看来不平等的条款又浑然不觉。作者在“用当时观念”的视角给出了充分的解释，展现出当时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在观念和近代外交中所秉持的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作者在最后一章回应了“清朝就不应当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马上就投降？”这一驳斥时，通过简单分析日本从“黑船事件”到明治维新过程中抵抗甚少但最终重新崛起的案例，所以得出“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一结论，并且承认自己的假设“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但是笔者认为在作者最为看重的历史教训上，只是简单从日本的经验中简单推导出，没能进一步详细地论证，似乎有点草率。当然，可能笔者的这一要求可能过于苛刻了，在鸦片战争中该如何应对英军的侵略是很难给出一个周全的方案的。
在阅读本书过程，笔者不断被作者在史料上所下的工夫所惊到，对奏折、批注、私人书信的深入分析，就能将大臣和道光帝的性格、真实想法、心理状态勾勒出来，可见功力之深。作者在史料上不断挖掘细节，通过众多细节逐渐将鸦片战争这一大历史事件的各方面重建起来，这正是这本书最大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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