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结束19年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活，重新回到晋国执政。为了恢复晋国昔日实力，晋文公将目标锁定在了楚国身上。在进军楚国之前，晋文公首先向曹国发难，因为他知道曹国作为楚国藩属国，一旦受到攻击，楚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楚国果然上钩，在收到曹国求救后，直接选择对晋开战。接下来，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退避三舍”。晋文公早年在外流亡时曾受楚王恩惠，对此他向楚王许诺，若将来不幸与楚国交战，愿意自觉退后九十里来报答恩情。
晋文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虽说临阵退兵确实会打乱阵型、影响士气，但《孙子兵法》言：“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用兵依托诡谲手段，以是否有利来行动，依据战场情况来决定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看似晋文公是退让的一方，但却助长了楚军骄傲轻敌、急于交战的心态。晋军从陶丘一路退到城濮，城濮背后就是濮水，颇有“背水一战”之感。在这之后，晋军不再退兵，而是将大军分为三支部队，与楚军展开对峙。
晋军首先对东侧的楚军发起进攻，因为这部分军队由楚国各路盟友组成，战斗力低下且难以相互协调，晋军一鼓作气便将这队杂牌军击溃了。楚军不甘示弱，选择冲击西侧的晋军，没想到刚有接触，晋军便败退了。
晋军的佯装败退，无疑让楚军更加坚信了敌方怯战的看法，于是楚军大胆追击，导致西侧楚军孤军深入而暴露出了侧翼，趁此空当，晋军向其侧翼展开猛烈反击，将楚军拦腰截断。
当楚军只剩三分之一的军力时，晋军方面却未遭受太大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军主将竟愤然自杀，军队群龙无首，只能撤兵。
如此，晋文公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击败强国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通过退避三舍，向天下证明了自己是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可谓一石二鸟。在击败楚国后，晋文公又恢复了曾被自己消灭的曹国，展示自己无意恃强凌弱的胸襟。
让曹国复国，体现了晋文公长远的战略眼光。如果晋国吞并了曹国，那接下来其他的中小国家，为了避免沦为曹国的下场，自然会远离晋文公而投向其他强国，这也正是孙武口中“廓地分利、悬权而动”的体现。
国土诚当寸步不让，但在诸侯混战之下，有时以退为进才是更高明的选择，不贪小利，才能成就大业。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这两句话都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军事行动无论分合进退，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换言之，组织利益的最大化是领导者最根本的职责。
不管是战时调动军队，还是在战后分享战果，都应以此为据，否则，很可能会因受到其他名利的诱惑而做出错误判断。
02
取得胜利的过程是曲折的，其中不乏“兵不厌诈”，但战略目标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根有据地规划部署、增强实力。对中小企业家而言，从晋文公战胜楚军的前前后后，可以得到这样三点启示：
1、以退为进的前提是拥有清晰战略规划。如果洞察不到退避三舍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有谁会想主动放弃先机呢？
2、“兵以诈立，以利动。”但“利”有无形、有形之分，眼前的收益当然是一种利，但树立言而有信且不恃强凌弱的个人品牌，不是一份更大的利益吗？谁不愿意与有品格之人合作呢？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晋文公流亡19年，忍辱负重，终是蓄势而发，楚国自认强大，最后骄兵必败。在低谷中磨炼心性，看清自我，谋一份更为高远的战略规划，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以退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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