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为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之际，央视纪录频道推出了大型人文记录片《苏东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提起苏东坡，人们总会以文学家冠之，豪放潇洒、超然物外，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然而，我更愿意相信，千百年来，苏东坡除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外，留给世人更多的是他的“遗爱情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何为“遗爱”？在他的《遗爱亭记》一文中，苏东坡这样诠释：“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说的是，一个人为官一任，没有显赫的声名，离开之后，却深得百姓思念，这就是所谓的“遗爱”。我们都知道，《遗爱亭记》是苏东坡代巢元修所作，歌颂其好友徐君猷的为政之德。回望古今，苏东坡所赞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为官的追求？
幼学之年立济世之心。苏轼十来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程夫人带着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一个清廉刚正、铁面无私的官员，他办案不讲人情，后来被诬告判了死刑。临刑前他跟目前告别，说孩儿不能在母亲膝下尽孝，要去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说，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弃自己的性命，我这当妈的支持你。听完这个故事，苏轼马上对他母亲说：我希望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少年时代的苏轼能有如此济世之心，可以说与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致仕之初露仁义之怀。1056年，不满二十岁的苏轼离开眉山前往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礼部组织的考试中，出考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要求考生对于刑罚与奖赏提出个人想法。在答题中苏轼援引古代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受到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大力赞赏，称其立意高远，颇有大家风范。欧阳修恐其为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故点为第二名。虽然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出人意料的获得了第二名，但在这次考试中，年仅二十岁的苏轼却道出了他个人的从政准则。
贬谪之时显遗爱之境。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七个地方担任知州，每到一处都会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在杭州，他修复坍塌废置的水井、治理西湖，才有了今日享誉世界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在密州，他走进田间地头，和百姓一起研究治理蝗虫灾害的方法；在徐州，他冒着城墙被洪水冲垮的危险，戴斗笠披蓑衣穿木屐拄木杖，和群众一起抗洪修坝、治理黄河水患；在颍州，遇到严重雪灾时，向朝廷申请减免百姓税收，开仓放米和柴，救助饥寒的贫民，等等。正是他这种“遗爱”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出现了在密州出猎时“倾城随太守”的盛况，在乡下视察时百姓“旋抹红妆看使君，相挨踏破茜罗裙”的热情。
江湖之远展为民之情。不管苏轼身处何种境地，他为名的“遗爱”之情从未丢失过：在被贬谪到惠州无权过问公事的情况下，仍然为闹饥荒的农民向圣上呼吁；在惠州开凿石槽，实施引水工程，解决百姓饮水困难；为了给当地建桥，捐出皇帝御赐的犀带；把黄州的先进插秧工具“秧马”介绍给惠州百姓；让亲友寄药给当地百姓；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后，他劝导黎民爱惜耕牛、移风易俗，并推广和引进中原优良品种和农业耕种方法；凭借一己之力在儋州以诗书礼乐教授汉黎各组学生，传播中原文化。
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深谙儒家思想，但他突破了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态度，用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来成就一份非同寻常的“遗爱”情怀——不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不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心忧其民。东坡在自题画像上曾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然一生坎坷曲折，屡屡贬谪降职，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冲破藩篱，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突围，不仅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天才，更将逆境之中不忘民的“遗爱”情怀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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