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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作为中外合作战线上的一名普通党员，也谈谈对于新时代中国合作办学历史使命的一点看法。
高等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在过去15年快速发展，取得不俗成绩，但直到近期仍有不少针对合作办学的争议和质疑之声，尽管如何提升监管水平确保合作办学质量是永恒的话题，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决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大学国际化一种途径，亦或是功利性的经费来源和学校排名提升上，深入认识合作办学的历史使命，对于办好合作办学发挥其影响力乃至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领会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使命需要把握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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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全球高等教育
重塑的情境中看待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
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各行各业，教育行业也不例外。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模式面临着彻底革新。
全球各个国家的大学都在探索适合未来的高等教育新模式，我们国家更是如此，从2018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接连发布一系列重磅高教改革政策和方案，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引领世界高教发展潮流。
尽管国立精英大学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核心群体，但这些大学到底如何才能落实到位？笔者认为，合作办学可以助力国立大学及国家更好地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
放眼当前办得出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者机构，都能找到引领未来教育的模式或者元素。这些模式或元素，很难在被既有体制和观念包围的国立大学中产生。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提出的融合式教育模式，就是专门培养人工智能时代行业革新和创建的精英。再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法国五校合作的工程师学院，也探索出一条超越母体学校培养顶级工程师的全新道路。
基于此，谈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需要突破合作办学的场域，避免被合作办学的一些琐碎具体问题掩盖了其引领未来教育的巨大潜力。当前，特别需要从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高度谈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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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认识到
合作办学独特的创新基因
中外合作办学之所以处于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有利位置，具备引领未来教育的实力，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其对两种文化下不同教育体系的融合上。
众所周知，融合有利于创新，异质性要素的融合，则是产生大创新的沃土。中外合作办学，顾名思义是一所中国大学和一所国外大学的合作办学，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两所学校的合作，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两个教育模式的融合。
合作办学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两所学校办学资源的整合，例如课程的借鉴，教职人员的合作，管理团队的整合等，但合作走到深处，远远超越资源层面，而是激发办学者去反思大学办学中普遍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
例如，当参考两校的人才培养理念设计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时，很多时候会体会到两所学校在同一专业甚至同一课程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每当这个时候，简单的加总显然无法成为合作办学的新方案，而必须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去思考两种做法的优劣，然后取其精华，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自己创造很多新东西。西交利物浦大学过去十年探索的研究导向型教学即是一例。
再如，合作办学的学生工作，既需要考虑中国大学普遍的保姆式管理体系，也要参考西方很多大学几乎不干涉学生私人生活空间的做法。这时候，回到问题的本质：学生工作也是为了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就可能创造出像西交利物浦大学那样对学生工作以“学生自治，学校引导和服务”为定位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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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珍惜和培育
合作办学的创业潜质
尽管合作办学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发展，但是，对于大部分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来说，依然是新事物，因此，把当前的合作办学项目或者机构描述成创业项目十分恰当。只要对合作办学的战线比较熟悉，就能感受到合作办学团队的创业精神。
笔者见过很多合作办学团队都具备创业者的特征：对教育的情怀、对目标的执着、对工作的投入。很多合作办学的负责人都视自己的工作为很有意义的事业，千方百计要政策，争取学校领导的支持，目的就是希望能办出不一样的教育来。
我们也经常能听到合作办学者的艰辛创业故事，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个人的团队出发，从零开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步形成团队，迎来学生，结出硕果。这些特质，是很多有历史包袱的大学难有的。
当然，合作办学团队的一个优势就是体制的相对灵活性，这对于创业十分重要。我们看到很多大学为了支持合作办学的发展，专门开辟改革特区，给予灵活的人事、财务等政策，这些条件为真正探索出符合未来的教育，提供了最根本的组织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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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合作办学给教育国际化
理论革新提供的丰沃土壤
中外合作办学翻新了过去几十年关于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教育国际化主要指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最早的国际化探讨的话题主要是学生和教员的流动，以及特定教育资源特别是学分的共享，过去几十年甚至直到今天国际化很大一部分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跨校的学分互认，从而能够促进学生的流动。
然而，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则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模式。通过“2+2”、“3+1”等模式使国内学生定向流动，吸引更多的国外留学生赴华留学，增加短期访学的模式与频次，更突破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开展了学位框架内的合作，使得学生不用走出国门即可享受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在毕业之时同时获得国内学位与国外学位。
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并不一定要从一国流动到另一国，却可以接受符合另一国标准的教育，获得另一国的学位，这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化研究和实践中把学生流动作为核心目标的框架，而是通过学位体系的跨国流动，实现了学生不流动就接受国际教育的目标。
这种创新使得国际化的目标不再是追求学生的流动，而是教育最核心的资源——学位体系如何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共享，从而促进了教育资源真正的国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一种全新的模式，也是更触及国际化本质的一次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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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予合作办学
更广阔和独立的发展和想象空间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团队要有勇立时代潮头，争创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等教育新模式的胸怀和魄力，当然也需要更加独立更加包容的政策支持。当前国家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已定，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振兴本科教育是所有大学的共同主题，中外合作办学也需要在这一框架下发挥其价值。
但是，立德树人和振兴本科教育规划中的很多方面，是针对中国高等教育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提出来的，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过去一段时间大学普遍存在重科研轻育人的现象。而中外合作办学是新生事物，其从一开始就是把育人作为核心目的的，放眼当前的主要合作办学机构，无不把育人作为核心使命，可以说合作办学天生就把立德树人作为核心价值观。
因此，当前尽管合作办学可以为国家的本科教育改革提供诸多借鉴，但合作办学的价值不应仅局限于为国立大学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历史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方案，还应该有机会在全新的赛道，利用没有历史包袱的巨大优势，直接对标未来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建设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教育体系。
这一体系，极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引领新一轮的国家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革命。而要形成这一体系，需要的是全新的专门针对合作办学的“一流”方案，而不是简单套用民办高校或者国立大学的发展框架来引领和评价合作办学。
> 本文即将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发表；
> 图片选取自https://pixabay.com/ 及西交利物浦大学官网。
本文作者 ：张晓军 副教授
▪ 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院常务副院长
▪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学术助理
近年来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力及教学改革的培训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与组织变革、组织领导力（主要在中国环境下的本土领导力研究）、未来大学、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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