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兰，是中国20世纪乃至当代绘画界的一位耀眼的传奇人物。著名美术史家、美国斯坦大学教授苏利文曾这样评价她：她是当代能使中西艺术融合的少数中国画家中的一位杰出的榜样“。我国著名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直称她为“巾帼英雄”，巴黎媒体更赞誉她为”中国画家中第一流人物“。
你喜欢听的每一首歌，都好像是为你而作，歌词唱出的你想说的话，歌声表达了你内心的想法，沉香，众香之王，香盖群芳，其香浓郁，弥久留香。
沉香树是一种高为5-18米，多生于山地雨林或半常绿季雨林中的珍贵乔木，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的濒危树种。并非所有沉香树都能产出沉香，能产出沉香寥寥无几，只有那些被虫咬，或被风吹断树枝，或因人为致伤后，又恰巧伤口遭一种名为黄绿墨耳真菌的微生物感染，在陈香树的破损处入侵至树的体内，遭到树体内抗体排异，与之顽强抗争从而进行新陈代谢，这种进化的过程，不断生成倍半萜和色铜类物质，这两种物质就熟悉沉香。
然而潘玉兰的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就如同沉香一般，都要经历着坎坷和磨难。
潘玉良原名张玉清，又名张玉良，出身在古城扬州的一个贫困家里，父母早年双亡，有个姐姐，很不幸在她两岁时因病去世了，8岁时被舅舅收养，后因舅舅赌博吸鸦片，14岁时被舅舅卖到青楼做妓女。
也许上帝给一个人关一闪窗同时又在另一边开一闪窗，在妓院因拒接客，数次试图逃跑未果，加上长相一般，身材高挑，脸庞宽大，眉毛如弓，年纪尚小，没有早早遭受摧残，只是在妓院里买艺。
正巧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举行盛宴，或许积压多年的委屈的她，在被请去唱曲助兴时，选择古调唱出自己的心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诉说自己的不幸和无奈凄凉的身世，凄美的歌声，把在座的潘赞化的心给融化了，并且替玉良赎身。
所以沉香的形成少不了黄绿墨耳真菌的机遇，所以潘赞化的出现就如同沉香的黄绿墨耳真菌一样，让潘玉兰得以发展自身的艺术天赋和才华的真正原因。
潘赞化，早年毕业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1913年替玉良赎身并娶她为二房太，为了感谢潘赞化的救赎之恩，所以玉良将自己的姓改成潘，潘玉兰的名字就是这样得已来的，但由于原配夫人不能接受她，所以为了避免和大夫人起冲突，同时也为了充实玉良的生活，潘赞化便出钱让她留在上海补习文化和绘画，以及后期出国深造。
然而万万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她拿起画笔的一瞬间起就变得愈发不可收拾，连她的启蒙老师洪野对她绘画天赋大吃一惊，便收她为学生，可惜如此出色的她，在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考试后，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
原来，校长刘海粟在学校首次开设了西方人体绘画，而潘玉良则有过青楼的历史，当时国内的人对模特、裸体画根本无法接受，再加上潘玉良是妓女出生，刹那间，攻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流言蜚语便传开了，教导主人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录取潘玉良。
校长刘海粟知道后，也清楚潘玉良的潜质，更不想埋没这样的人才，说学校没有这项规定，顶着舆论的压力，便执一支饱蘸墨水的毛笔，来到榜文前在第一名的空白位置写上潘金良三个大字，并盖上学校的公章。
1921年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同窗，两年后，得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马蒂教授的赏识，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潘赞化从不阻止她的脚步，只要她想，他都一如既往的支持。当刘海粟等人建议潘玉良出国深造时，正是潘赞化通过关系帮助玉良拿到官派留法的名额，离国送别时，两人在黄埔江码头站立许久，潘赞化拿出一条金项链放到潘玉良的手里，鸡心吊坠中镶嵌着两个人的照片。不是不在乎，正是因为太在乎，才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对方铺一条平坦的路。
1928年，应刘海粟的聘请，回国后的潘玉良出人了海美专教授、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再教学之余，亦频繁发表个人展，在创作中她将中国的线条织西方油画缤纷的色彩中，致力融中西绘画一治，以强烈的个人化艺术语汇征服观者。但她的青楼出身背景却犹如一个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魔咒，在1935年第五次回国的画展上，他的画作《人力壮士》被恶意指责为妓女对嫖客的赞歌，不堪的舆论催生了潘玉良再次留学法国的念头。
然而这一次离开，便是一生。潘赞化一如既往的在黄浦江码头送她，潘赞化摘下怀表送她作为临别时的纪念。走的时候，潘赞化问她说：“你走后，是不是准备把我给忘了”但无论怎样却始终没有说出让她留下的话，因为他知道那里才是最适合她的地方。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古园情。何日飞故里，不做寄篱人”多么唯美却略带哀愁的思乡诗句，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1958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庆，两年后中法尚未建交，番玉良才从大使馆口中打听到潘赞化去逝的消息，悲痛欲绝，遥望蓝天，积郁成病，此后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衰退，潘玉良更加思念家乡故土和亲人。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于是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回国的念头。
“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不予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盲，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她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目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的心血的绘画作品，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潘玉良在巴黎去逝，身边携带者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与怀表，怀表是蔡锷将军送潘赞化的，后被潘赞化当作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潘玉良。这两样东西一直陪了潘玉良40多年，从来没有丢弃过。
回首这位著名的女画家的一生，从妓女到大学生的转变，再到独自一身在国外勇闯闯一道道难关，潘玉良在巴黎是有名的“三不女士”：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
这三不源于对祖国、配偶潘赞化、艺术的忠诚。这使得潘玉良在巴黎的生活非常拮据，如此至情至圣的人，而当时封建的中国传统观念只为她那段无法改变的青楼历史，一而再三的把她伤的遍体鳞伤，或许这就是她不断的升华自己的原因吧！最终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也成为后来许多影视剧的素材，潘玉良也因此被世人称为“一代画魂”。
可以说是她多舛的一生的命运最好的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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