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标题似乎有些大，但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文化这样的概念有什么不能说的呢？细致的谈中国文化，似乎可以写成一部书甚至一系列书，那是具体的枝节的说，同样也可以粗线条的、本质式的讲。谈中国文化源于读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本文是读书笔记之开端。文中观点主要是牟先生的，兼谈自己的感悟。
中国文化似乎离不开儒释道三家，但根本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
需要明晰的是，越是思想界，对于这个说法越能理解，越是百姓，也就是非专业的文化研究者，可能越反对这种说法。在民间，无所为文化，尤其不能自觉、自主的吸收乃至在某文化的引领下生活，只是随着社会的潮流前行，被裹挟而不自知，也许在俗化的佛或道思想的引领下生活，自然不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核心。之所以这样分析一下，是在追问读者，我们的生活是理性的、自主的，还是日用而不觉的盲目？
回到中国文化，牟先生批评了一说文化就看古迹的行为，仿佛看看金字塔就懂得了埃及的文化，看看故宫就知道了儒家文化，这是不懂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也就是生命本身如何应对世界应对生活的精神。文化是生命的形态，生命的方向。
如此说来，文化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具体化。这就是说儒家不会反对早期法家的原因，后期法家变成阴谋家且刻薄残忍则是儒家所批评的。到了现代，作为文化就有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的文化的现代化不是说改变其内涵，而是如何在当下的社会落实为实际的生活。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主政治的推行，这样保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大皇帝之类的特权；一是科学的发展。人成为人，又能在科学发展中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是儒家文化所应努力的方向。这里面就涉及政道与治道的问题（先不论述，后文再说）。
要把文化精神落实在生活，就有个事功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就是流行的思想中，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等，也盛赞圣贤人物，无论是儒家的还是佛道两家的。但是对具体的事功，落实得不够，也就是把儒家的“内圣”精神落实在实际的国家管理和生活中，尤其不能把这些精神具体化，法律化，而是如前所述的追求内圣精神或者天才式的英雄。人在内圣的前提下可以很好的生活这没问题，但如何让更广大的人都能享受到文化下的生活，确实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中国缺少这样的政治家。换个角度说，中国缺少这种把精神落实到实际并能有所保障的兴趣，也就是知性的意识不足。
做学问最怕的非此即彼的偏执，尤其不能把握内涵的胡来。牟先生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凡宣传科学必垢诋儒家内圣外王之教者，其人为无知；凡要求事功而反心性之学者，其人为鄙陋。”这对某些人应该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如何把文化精神落实为实际的生活，不能像墨家那样，墨家完全是不要文化的实用主义，这是人的退化；不能像许行之道那样，生活所需全靠自己生产，这是社会的退化；不能像法家那样的严刑峻法，这是对人性的泯灭；不能像清朝考据学那样，完全无关生命；也不能像当代这样，科学主义盛行而把人异化为物。康德说的好：“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要之，人需要在文化精神下发展，但不能文化不彰而偏于一隅，要不失文化精神，也就是时刻成全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民主），每个人都应该过好的生活（科学）。
中国文化讲究德福一致，科学民主保障全体人的幸福，而德福一致的圆教精神则是更高一层的文化追求，即在德性之下自然能生动的创生福祉，但已经不惟物质化，这是圆教下的圆善。这是另一重境界，这不否认科学民主，但不局限于此，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高远处。虽然科学民主是当前世界很好的形态，但未来，还需要中国文化的引领，人才能从单纯而扁平的自我利益的保障等走向更丰富的人的生活。
（《政道与治道》读书笔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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