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关注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已经过去将近两周了。尘埃落定之时，也是忘却的救主降临之时。痛定思痛，回顾事件的全过程，梳理关于事件的种种评论，忽然发现，那些曾经激荡人心的评论，其实大都没有什么用，除了说教，于问题的解决，意义实在寥寥。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太习惯用教育家的姿态思考问题了。
看看这些评论的题目：
1、重庆公交坠江事故：错过一站，莫错过一生！
2、追问重庆公交坠江悲剧：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文明革命？
3、公交坠江事件中，其他乘客是不是无辜的雪花？
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冲动是魔鬼,沉默是魔王
5、“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引发社会对情绪管理的冷思考
6、在香港为何没人敢骂公交车司机
前四个题目无不带有“莫”“需要”“是”等极具说教意味的词，是站在教育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第五个题目引导人们冷静思考情绪管理的问题，但只是借事件说道理，而非针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有心理学家的倾向；第六个题目则通过对比追问解决问题的方法，站的是法学家的立场。下面，我们就从法学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件。
一、事前分析与事后分析。
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是法学家常用的分析工具。事后分析指事件已经发生，浪费已经不可避免，分析指向的是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分配，十五条生命已经消逝，公交车已经坠毁，打捞的费用已经浪费，一切都已于事无补。根据相关报道，在本次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类似乘客无理取闹导致事故的事件，这类事件为什么无法避免？原因就在于大家习惯于使用事后分析的工具看问题，重在责任追究，最后发现，谁都有错，肇事乘客的冲动，司机的专业程度不高，其他乘客的冷漠，谁都有错也就意味着谁都无错。
所谓事前分析，就是站在事件发生之前去分析问题，分析指向的核心是如何预防事件再次发生，从而避免对社会整体造成浪费。我们从事前分析的角度看，从其他乘客的角度切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首先，造成本次事故的发生，并不是乘客的冷漠，与乘客的文明素养无关；其次，即使是乘客的冷漠所导致，要提高乘客（全体公民）的文明素养，成本也太高，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提高的。况且，不可能对全体乘客进行惩戒，没有惩戒就不会产生改变的动因，从而无法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从司机的角度说，在现实语境中，司机的待遇并不高，公交公司投入的培训成本很低，相应的，公交司机的专业水平整体是不高的，要对司机进行严惩只能导致无人从事公交司机这一职业，或者导致公交公司大幅度提高司机工资，投入更多的培训费用，甚至导致公交公司停运。从司机角度分析，在现实情境下，相应的社会成本浪费会很高。最后，从肇事乘客的角度分析，只要提高相应的对闹事乘客的惩戒，就可以减少对司机进行干扰的动因，从而避免事故发生。
为什么在香港没有人敢骂公交司机？是香港地区的人比大陆地区的人文明素养更高？当然不是，而是严格的法律规定！香港的《公共巴士服务规例》明文规定：“任何乘客不得故意阻碍、妨碍司机或故意分散司机注意力，如无合理辩解即属犯罪，可罚款3000元及监禁6个月。”而且在“香港的一些公交车上直接张贴‘滋扰车长属刑事犯罪’的标语。也就是说，尚未达到辱骂和殴打标准就可能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对媒体表示：“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这就是法学家的思想，站在事前分析的角度考虑问题，促使问题的解决。
二、边际分析工具。
所谓边际就是一个核心问题的多个方面，当我们通过判决避免某一方面问题的发生时，相关人员会进行边际替换。比如禁烟，它涉及烟草制造厂、吸烟人员、其他社会成员。我们是禁止烟草制造厂制造香烟，还是禁止人们抽烟，还是要求其他人监督？或者进一步说，是禁止抽烟者抽烟的数量、时间，还是地点？结果很明白，我们只能禁止抽烟者的抽烟地点。这运用的就是边际分析工具。如果不使用边际分析工具，我们很可能就会做出关闭烟草制造厂或者规定抽烟数量的傻事来。
回到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有人认为冉某左打方向盘，有制造“可控事故”的嫌疑，而且据报道，制造“可控事故”在此前司乘冲突中也出现过。为什么会出现司机有意制造“可控事件”？与乘客冲突时，司机当然会有不同选择，这就是边际替换。选择不同，成本收益也不同：“忍”是一种选择，可以息事宁人，但会导致心理压抑，整个驾驶过程心情都会处于低沉状态，此时可能避免事故，但很可能导致下一刻事故发生；受乘客语言侮辱时停车并报警是一种选择，但其他乘客通常不会不理解，以为司机小题大做，浪费大家的时间，公司也不会赞同，甚至可能会影响业绩，司机如此选择的成本也不低；被打时选择停车报警，但如果没有导致任何事故，打人乘客可能只会接受一番“批评教育”后无事，司机的心理压抑依然没有得以释放；制造可控事故，让攻击者受到处罚，从而为自己讨个公道。综上分析，当司机主观认为能制造成功时，选择最后一种应对方式的动机就会出现。所以，从情理和道德的角度讲，我们可能认为司机制造“可控事件”是道德败坏，人心不古，需要提高职业操守，但是从边际分析角度看，制造“可控事件”却成了司机必然的选择。
三、单一所有人分析工具。
所谓单一所有人分析工具，就是作为事件的责任主体之一，无论是肇事乘客，还是司机，甚至乘客，都把其他相关人员看作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也就是假设车上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家人或亲戚，当肇事乘客和司机发生冲突时，肇事乘客就会权衡利弊，从而做出避免造成或减少损失的选择，就不会与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司机就会选择忍让，其他乘客最会出面干预。
四、最小成本防范者。
最小成本防范者，就是在所有事件的责任主体中，谁站在防范造成损失的最佳位置，谁为防范损失付出的成本最小。如果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完善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香港的《公共巴士服务规例》，司机就是那个最小成本防范者，然而问题是，我们的规定不完善，导致司机做出选择的成本增加，从而选择边际替换，制造“可控事故”，最后真成了不可控的事故。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才会提出要“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这正是法学家的思考。
综上所述，面对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或者其他如医闹等社会冲突事件，我们不应该站在教育家的角度空发议论，站在道德家的角度进行批评指责，而要站在法学家的角度思考并解决问题。要想司机成为那个负责人的司机，我们就不应该只是指责或者呼吁，而是设置一套程序和规定，否则，所有的义正词严都不过是一通政治正确的废话。
程序合理永远都比结果评定更有效。
2018年凌晨四点于运城国际学校共读室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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