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愤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发愤著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颇有渊源。因愤而著书，书中自然不由自主流露出作者的愤怒和郁闷。正所谓“不平则鸣”，许多文人借创作来书写心中的愤懑。这些创作就成为书愤之作。这一点在元杂剧的创作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关汉卿、马致远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书愤精神。

        关汉卿、马致远都生活在由金入元时期。从两人本身来说，都是有才之人。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马致远则是“战文场曲状元”。前者一生没有为官，后者虽则任过江浙行省务官或江浙省务提举，但也只是不重要的地方官。两人都长期同一般百姓居于同等地位。这便正应了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情况。关、马的“不平而鸣”有了第一个契机。假如元朝统治阶层都是有德贤能肯礼贤下士之人，关、马二人的不平之鸣可能还无法发出，至少不会那么响亮。然而，他们那时取消了科举，进仕之途被封，而统治阶层又是由权势极盛的诸王、勋贵、权臣组成，他们多为荒淫贪暴之人。整个社会乾坤混乱，一片黑暗。如此一来，身处下层的关汉卿、马致远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了。基于他们仕途的阻断和对社会异常的切身感受，他们以他们的才力写出了众多充满愤懑的剧作。

        这些剧作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书写自己的愤怒。一是借剧中人物之口直接抒发胸中块垒，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荐福碑》等。《窦娥冤》中窦娥直接咒道：“天地也，做得个怕硬兼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更在受刑前发下三桩誓愿，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报复这个加害她的乾坤颠倒的社会。《单刀会》里关羽直斥鲁肃“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体现出作者对非正统统治者的不满。《汉宫秋》借汉元帝之口，斥骂了一批奸险臣子：“休休，少不的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徒恁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抒发了灭国之恨之愤。《荐福碑》里的张镐更是对不合理的现实充满了悲愤：“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表现出对自己才智的肯定和对自己仕途不得志的极度苦闷。

        关汉卿和马致远的书愤不单单体现在作品中具体的一些词句上，还体现在事件的始末过程中。拿关汉卿的作品来说，《窦娥冤》中窦娥由生到死都没有停止过斗争，剧作以鬼魂借父力伸冤，恶人皆得报应一泄心中之愤；《蝴蝶梦》对打死豪权势要葛彪的王氏三兄弟大加赞赏，颇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味道；《西蜀梦》、《哭存孝》则有强烈的报复意念；《救风尘》、《望江亭》都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手段击败了恶人。由此看来，关汉卿的书愤在事件表述形式上，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报复。这种报复由正义方向恶势力方进行，不拘手段，达到目的一泻心中之愤即可。而马致远的书愤则是采取自清的方式。即在整个事件中，正面人物不对恶方进行攻击报复，对恶方没有什么损伤，而是自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示对恶方或现实世事的不满。《汉宫秋》中，王昭君投黑江而死，誓不入匈奴；神仙道化剧《陈抟高卧》里陈抟坚决不受赵太祖给的荣华富贵，称“浮生似争穴聚蚁，光阴似过隙白驹，世人似舞瓮醢鸡。便博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最终依旧回山修行。关、马以或强烈或平缓的不合作态度来表达了对世事现实的愤懑。

        书愤是中国文化始终贯注的文化精神，至今仍有许多文人如此。文学是一种情感的渲泄，也正因书愤精神，中国文学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