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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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二十八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

说明：此文为发表时的原文。上传版经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选版）相互校对，毛选版删除的部分，这里以加粗＋红字标示；毛选版添加、改动的部分，在注释里标出。

一 农民革命

（一）农民问题的严重[1]

　　我这回[2]〈，〉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3]，（。）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计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和）农运[4]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颇为不少。许多农运[5]的道理，与（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6]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全中国无论何省[7]都有；（。）所以[8]各种反对农运[9]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的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10]的错误[11]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运[12]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13]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14]，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15]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的命运将强迫你迅速的（地）选择罢了。兹将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见，逐段写出，作为革命同志的参考。

（二）组织起来

　　湖南[16]农运[17]，就湘中、湘南已发达[18]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时期[19]，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赵[20]〈，〉为公开时期[21]。此时期[22]〈，〉农会会员[23]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24]，能直接指挥[25]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26]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军官们[27]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期[28]，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29]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民[30]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上[31]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计一千万[32]）。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到了农会[33]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指挥[34]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I]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他们[35]主要攻击的目标，为[36]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37]，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38]〈，〉把几千年封建地主[39]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40]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41]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42]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43]的小事，都[44]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作[45]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46]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的回答[47]。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少[48]。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49]吓那些从前反[50]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51]的名字进[52]那农会的册子去才放心。农会[53]往往严厉[54]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的（地）过日子，（；）摒（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下[55]的人，现在都[56]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与（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四）糟得很与好得很[57]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乃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II]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罢[58]，受了那班满城风雨的“糟得很”派[59]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情状[60]，也居然[61]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头所说，乃[62]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63]历史的使命，乃[64]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65]这个打翻封建势力[66]，乃[67]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是[III]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68]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一个[69]变动，乃[70]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71]。

（五）“过分”[72]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73]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74]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75]家里，一群人滚[76]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77]。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般人[78]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晴，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79]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所以唐孟潇先生也说：“农民在乡下捉土豪劣绅，十个有九个是对的。”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80]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81]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82]农民群众，形成这个[83]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84]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85]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86]。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大[87]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88]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89]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90]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91]与[92]前一派不同，但实质[93]与（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的（地）反对。

二 革命先锋

　　（一）痞子运动[94]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乃[95]痞子运动，乃[96]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见[97]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98]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与（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运[99]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100]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IV]，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101]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102]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103]之（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104]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二）革命先锋或革命元勋

　　一件事[105]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与（和）“好得很”是一例，“痞子”与（和）“革命先锋”又是一例[106]。（改）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107]工作,（。）但[108]这种革命大业，革命主要[109]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各不同，对于革命的观念[110]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有钱余，有谷剩的，叫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江西[111]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去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112]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的回答[113]：（？）“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114]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说[115]。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如[116]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上万[117]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的〈，〉出队示威，（。）富农[118]心里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都[119]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的写[120]在红绿告示[121]（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另册！”

　　“再[122]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与威吓之下，富农才慢慢的（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123]。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改）中农呢？（没有余钱剩米，也不欠账，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农）中农[124]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与[125]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协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莫性急啦！”中农这样回答。[126]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127]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128]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改）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129]，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130]在那里奋斗，[131]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的（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132]，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他们对着富农中农说:

　　“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和中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

　　“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是农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们中间之一些[133]，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贫农[134]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富农[135]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本[136]，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137]，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占七十[138]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139]，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140]分之五十。（贫农数目，他县或没有长沙这多，但相差当不大远。）这个贫农大群众，[141]乃[142]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143]），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144]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协[145]（即乡协）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协[146]职员，赤贫阶级[147]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级[148]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149]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过分”[150]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与（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协会[151]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无意中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协[152]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痞[153]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口号[154]，同时尤[155]要注意不做出[156]帮助土豪劣绅（虽然是无意的）打击贫农阶级的领袖[157]。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158]，但[159]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匪患[160]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161]他“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的（地）骂“痞子”。对于[162]这些“少数不良分子”[163]，只[164]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他们的群众宣传[165]，对他们本人训练[166]，去把农会的纪律弄好[167]，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失贫农阶级的信仰[168]，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三 农民与农民协会[169][V]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两段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170]农民所做[171]事很多，[172]我们须得把他们[173]所有[174]行动过细检查一遍，看[175]他们[176]所作所为是否如外间所传通通要不得[177]。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统计[178]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指挥[179]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一）[180]将农民组织在农会之下[181]

　　这是农民所做[182]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那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起来[183]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184]，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起来[185]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起来[186]，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187]农民还全未起来[188]，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189]一百万都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190]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运[191]正大发展，（。）截至月底[192]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193]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至少满[194]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乃[195]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正在农协[196]指挥[197]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兹将去年十一月湖南各县农会会员统计列下：〔《选集》里没有下面的统计图表〕

　　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

（二）[198]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199]，即是在[200]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争斗[201]。这个争斗[202]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争斗[203]，（。）这个争斗[204]不胜利，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资本土地等等[205]，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县[206]）〈，〉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争斗[207]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与（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争斗[208]，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一）清算 （。）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无数[209]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战[210]。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211]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212]打下去。

　　（二）罚款 （。）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213]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214]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三）捐款 （。）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资所[215]，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有些地主为免祸计，自动的[216]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四）小质问 （。）有[217]破坏农会[218]言语[219]行动而罪[220]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语[221]行动了事。

　　（五）大示威 （。）统率大众〈，〉向[222]与（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家里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还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家里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的。

　　（六）戴高帽子游乡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223]。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最[224]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225]了脸，（。）但[226]〈，〉结果农民[227]议决〈，〉今日[228]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七）关进县监狱 （。）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下[229]，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VI]监狱里关人与（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八）驱逐 （。）这是土豪劣绅之[230]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运[231]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232]跑到上海，次等[233]跑到汉口，三等[234]跑到长沙，四等[235]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虽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236]，发觉甚易。湘政府[237]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班。

　　（九）枪毙 （。）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乃农民与（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如[238]宁乡的王致泽[239]，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和）各界[240]督促政府枪毙的。如湘潭之（的）晏容秋，乃[241]农民与（和）各界[242]强迫县长直接枪毙的[243]。宁乡之（的）刘昭，乃[244]农民直接打死的。如醴陵之（的）彭志蕃，益阳之（的）周天爵、曹云等〈，〉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245]后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246]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一个二个[247]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248]。湘潭银田寺[249]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二[250]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个，活埋四个。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251]开张〈！〉”这两个叫花子[252]便各自[253]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白色农村恐怖[254]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一二个[255]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三）[256]经济上打击地主

　　（一）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谷[257]居奇 （。）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上争斗[258]上一件大事。在（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与（和）囤谷[259]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果然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也大减了，囤积居奇的绝迹，此事曾引起地主富农商人以至政府的大不满，但这是占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广大群众所为，在他们目前的利益上他们认为应该如此，这件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解释还在后而再说。

　　（二）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 （。）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小弱时代[260]，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261]一到[262]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263]，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都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宣传[264]，地主们亦都在问减租办法，断无反抗的可能了。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三）不准退佃 （。）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及至十月以后，便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因自耕，退佃可以准许[265]，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四）减息 （。）安化已普遍的（地）减了息，其他县亦都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266]，完全卡借[267]，农村几无放账[268]的事[VII]，此是农村一大问题，详细当待后段论列。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账[269]。旧账[270]不仅减息，连老本都[271]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四）[272]推翻乡村土豪劣绅的封建[VIII]政治[273]——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274]乡政机关[275]，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所占领，（。）他[276]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277]，有独立[278]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捐等[279]，有独立的司法[280]如自由[281]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等。这样的乡政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鼻子[282]里“哼”一声，农民都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普遍的地主阶级[283]威风打下[284]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285]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的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五）[286]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287]武装，中路较少，西路南路[288]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枪[289]计，七十五县共有枪[290]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于此数。农运[291]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过猛[292]，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如[293]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294]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295]地位，如[296]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297]正在加以打击，均可[298]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而[299]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裝拿过来”，乃[300]建设农民武装的一部分[301]，在目前虽然有一些还正在斗争中，但湘中湘南各县是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有湘西还有些问题。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

　　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运[302]各县，梭镖[303]便迅速的（地）普及[304]。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乃[305]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战[306]的一种新起的“东西”[307]。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东西[308]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他（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六）[309]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IX]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在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310]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311]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都[312]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都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运[313]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314]；（。）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315]〈，〉不敢捱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时[316]，县知事与（和）土豪劣绅是勾结的[317]。农民[318]的权力涨至与（和）地主权力平行时[319]，县知事取了两边[320]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是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的。上头所说“农民[321]说话飞灵”，乃[322]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323]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与（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列席[324]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及县学生联合会、国民党[325]县党部的代表[326]。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是[327]丝毫没有问题的[328]。现在的县政府〈，〉形式与（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乃[329]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新靠山，才[330]开始巴结民众团体，才变成[331]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与（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两[332]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民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333]，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禀帖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放在那里空虚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七）[334]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X]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335]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336]的阴间系统及[337]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支配外[338]，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神权、族权[339]、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340]，乃[341]束缚中国人[342]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为[343]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治[344]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死刑[345]，再也不敢拿出来[346]。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的[347]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运[348]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农民[349]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的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许多[350]菩萨，因为办区党部地址[351]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是[352]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所以当地的道士[353]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与（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与（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说[354]：“莫造孽！”原来无论何地[355]，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与（和）妇女，青年与（和）壮年农民都是不信的[356]。农民协会是青年与（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的（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357]。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的（地）摇动[358]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制度[359]，都随着农民权力之（的）升涨而动摇。唯[360]在已往以至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都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361]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的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争斗[362]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经济问题[363]。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和）片面的贞操观念[364]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365]胜利后[366]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367]生硬的（地）勉强的（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呢，那[368]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的口号[369]〈，〉专来破坏农运[370]。湖南[371]湘乡、湖北[372]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373]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374]自己的双手去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的（地）代庖丢菩萨。我们[375]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是[376]：“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丢[377]，祖宗牌子要农民自己打碎，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摧毁。[378]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改）“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

　　“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农会工会[379]〈、〉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

　　“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千[380]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什么[381]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的[382]农民都笑起来，（。）我料想在他们的一笑中间，神和菩萨都跑光了。

（八）[383]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一定不能罢[384]，（。）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385]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386]去，复[387]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出到[388]他们的嘴巴[389]。假如[390]有一群孩子[391]在那里玩罢[392]，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叶开鑫[393]，一会[394]一个打败了，一个跟了[395]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固然街上的小孩[396]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397]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改）孙中山先生[398]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中[399]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的（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样[400]的人路上[401]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

　　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买（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了[402]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菜园[403]农民时，菜园农民立即[404]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得[405]话说。湘潭一个区[406]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与（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

　　“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农民协会[407]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的样[408]，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广大的政治宣传影响，及[409]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三次[410]大的群众运动[411]，（。）在这些运动[412]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的（地）举行[413]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所以效力很大。今后的注意[414]，就是要在[415]各种机会里，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使他的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九）[416]农民诸禁

　　农会[417]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严禁[418]和限制起来。最禁的[419]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 （：）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420]。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没有[421]。

　　赌 （：）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大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 （：）非常之禁得严[422]。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迟抗[423]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枪[424]，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425]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各县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426]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 （。）一种淫亵的小戏，许多地方都禁止演唱。

　　轿子 （。）好多县都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禁止坐轿子已成风，只有做农运的人可坐，否则呼打。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们总想打，惟[427]农会禁止他们。做农运[428]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而轿工无事做要失业，岂不是[429]害了你们自己！（？）”农民们想清了，答曰：“不错呀，”他们于是出来新轿子[430]，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 （。）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所以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一文赚[431]，只好不煮了。

　　猪 （。）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牠[432]吃去谷米。

　　鸡鸭 （。）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鸡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鸡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牠（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吃酒席 （，）丰盛酒席普遍的（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有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二都[433]有铁家湾[434]讨媳妇，用的（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把蛋糕席搅得糜烂[435]。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 （。）这是南方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际的力量[436]去禁止，城里人总是要吃牛肉，故城里人总是要杀牛。农会起来后，实际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商[437]。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县城亦无人敢杀。一个农民他有头牛[438]从高地跌下来脱了脚成了废牛，不敢杀，问过农会，得允许，才敢杀。株州商会冒失[439]杀[440]一头牛，农民一天涌上街问罪，结果商会罚钱而外，加上放炮竹[441]作赔礼。

　　游民生活 （。）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闹[442]，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议决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443]，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庙[444]，素聚流民，说也不服[445]，农会起来后，都悄悄[446]走了。同地湖堤团农会[447]，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多得很[448]，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顶——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都[449]禁了；（。）二都禁放鞭炮与（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改）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对于恶习[450]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的等[451]。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452]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453]。这是奸商剥削的缘故[454]，并非农民有拒绝工业品[455]，实行东方[456]文化主义。农民的[457]经济自卫，有势必[458]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贩卖，共同生产[459]，（。）并[460]须政府与[461]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便不必以阻谷为维持[462]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工业品[463]入乡为经济自卫的唯一方法了[XI]。

（十）[464]清匪

　　从尧舜禹汤[465]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黑夜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466]，（。）有些地方〈，〉虽然还有些小偷，（。）土匪[467]〈，〉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那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禁阻谷米[468]，谷米[469]价值极廉，去春每谷一担价六元的，去冬价只二元，贫农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多的谷，民食问题不如从前之[470]严重。三是会党一概加入[471]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地）逞[472]英雄〈，〉吐怨气，于是“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禁绝[473]。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都[474]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

　　“农民协会么？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子好处！（。）”对于禁牌〈、〉赌、鸦片与（和）禁匪[475]，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十一）[476]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477]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478]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之（的）兴起，土豪劣绅之（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479]，（。）这也要算[480]农民协会[481]功绩之一。

（十二）[482]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483]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农民[484]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乃[485]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国民[486]，这个里面，最大多数就是农民，（。）农村里剥削阶级[487]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努力在[488]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在学校读书[489]时，看见[490]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是“愚民可恶”[491]。民十四[492]在乡下住了半年，[493]才[494]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极对[495]。乡村小学校[496]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而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497]。故农民宁欢迎私塾（所谓[498]“汉学”），不欢迎学校[499]。（，）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一个乡农民协会有夜学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夜学[500]，以为[501]这样的学校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的来源，就是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彼此不免发生冲突，结果[502]〈，〉总是各得若干，有些地方农民[503]或者要完全得了。农运[504]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505]自然[506]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507]所学校在乡[508]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十三）[509]合伙铺运动[510][XII]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的的确确是农民的需要[511]。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的（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曾为盐[512]组织合作社的非常之多[513]。地主卡借[514]，农民因借钱而[XIII]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多[515]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运[516]的同志，总是殷勤的（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运动[517]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合作的名词在农民太不通俗，或可以译之为合伙铺。[XIV]

（十四）[518]修道路〈，〉塘坝[519]

　　这也是农会[520]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521]道路非常之坏，（。）因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所以只好让他（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522]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523]出于强迫，但[524]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他[525]干旱，饿死佃农，他[526]却只知收租，不知其他。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的（地）发命令强迫[527]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的（地）对地主说道：

　　“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已修。因此〈，〉多不好的塘坝变成[528]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皆[529]农民在农会指挥[530]之下做出来的，[531]请读者们数一数[532]〈，〉那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之（的）意[533]，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534]，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与（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XV]

　　本文原版还没有找到，这里印的第三章是最近辗转抄录得来的，可能有错误之处，待将来找得原本时再加校正。《毛泽东选集》卷一所载，仅有一、二两章，为便于阅读起见，全文补载于此。——编者

四四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一〔第一、二章〕

四七年版《毛泽东选集续编》〔第一、二章 第三章〕

《战士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