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临潼华清中学就读高中那年，我刚好16岁。16岁的我，又瘦又小，对襟夹袄大裆裤子茶壶盖头，从没有洗过澡的脖子黝黑。用现在愤青的话说，完全是一个傻逼。这个学校和权剑琴校长，让我和我的同学对做人做学问的看法有了很重要的转变。以至于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总是不断说起华中，不断说起我们的校长。心底里涌起的是自豪和满足。我敢说，天下之大，中学无数，像我的母校沿着骊山北麓建筑在半山上的，肯定不多。而且，就像所有人的感觉一样，她充满灵气，又有几分神秘。所以，我上高中也是上了山，很有点修行的味道。后来的岁月，证实了我的感觉，那是一次命运意义上的选择，演绎了一生的成功和失败。
建在半山上的华中到处是台阶和陡坡，红色机瓦房的教室和宿舍就建筑在梯次而上的平台上。山崖堰沟，长满了各种高大苍老的树木。但凡平阔处，则是著名的临潼石榴树。应了绿树红瓦的美景。学校中心有一能容纳千余学生的小操场，操场南端是百余米宽12级的砖砌台阶，台阶上是砖铺平台，东西两边两排高大浓绿的刺柏树，恰是主席台的格局规模。就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校长权剑琴先生。此后，频繁的动员、誓师、典礼仪式，我们一次次聆听校长的讲话。最为震憾的是入校时的立志说：“立志就要立大志，不要立小志”，“要考就要考全国的名牌大学”，“要成为科学家，力争当院士”……当时的情景：在骊山半山腰，回响着一个年仅36岁的中学校长坚毅有力的话语，千余学生以掌声不时响应，场面的热烈自不待说。何况我们的校长极富口才极善于演讲又是一流的煽动技巧。当时不少同学鼓掌时都噙着泪花。据我回忆，我的泪花的含义是，会心会意心灵认同，胸中鼓荡浩然之气，要干一番大事业，等等。后来，我们才知道，校长像我当时的年龄就加入了地下党，并在高中担任党的支部书记。20来岁就到延安读大学读研究生，先后工作于边区政府，中央内务部。26岁写文章发表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些，对于我们读《烈火金刚》、《保卫延安》《红旗飘飘》等等小说成长的土老冒，校长就是大英雄、革命家，崇拜的偶像。
校长常作惊人之语的主席台后边，还有12级的砖砌台阶。台阶之上，一栋红瓦房，就是会议室。会议室里挂满了奖牌，挂满了学校的荣耀和骄傲。入校教育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高中新生中作如此教育，在当时绝对气派。开学7天不上课，游华清池，爬兵谏亭，上始皇陵，登烽火台，让我们这些以饥饿为生命基本特征的农村娃满眼风光兴奋不已。知道了，扛子馍以外，眼睛可看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多。随后是学习校史，自然是在会议室里。看着“先辈”校友考上北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我们的眼睛就开始喷火。可以想见，那时的我们，在校荣誉笼罩下，一个个脸憋得红红的，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完全是要玩命的架势。
如此种种，我们被塑造成心胸博大志存高远嗜书如命的一群书虫。最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为了作到惜时如金，夜晚熄灯铃后的路灯下，老师的窗台上，挤满了手不释卷的我们。为此，校长曾极动感情地劝诫我们：同学们，要珍惜革命的本钱啊。
如果就此说明校长创立了华清风范，未免失之于九牛一毛了。校长逝世后两年由学生李云龙等人组织出版的《师道》，上有校长教育的方略。印了很厚的一本书。看着封面上那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我想起了校长和我们抬石头的情景。此事堪称教育史上的传奇。那是高一的第二学期，学校修建要用石料，让学生停课三天，从5华里外的山上抬石头。本来，这样的苦活，只须给学生讲明勤工俭学的重大意义，鼓舞一下革命斗志就行了。校长却在动员会上大讲做人，讲意志讲毅力讲坚忍不拔。要求很具体，抬石头途中尽可能不歇脚，到学校料场，由体育老师掐表，比谁抬着石头站（坚持）得时间长。在料场石堆前，我们头冒热气，眼冒金星，腿抖腰酸，龇牙咧嘴，实现着我们的涅槃。现在想起来，还为那种于劳作的疲惫中作生命耐力体验的经历激动不已。25年后，我在人生覆辙中重新扛起了华中的石头，而且一扛就是20年，终于化解了风雨。这期间，已从省教育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校长，到渭南来看我们。他于40多名同学中走近我，和我做了一个久久的拥抱，什么也没有说。如此超凡的做人智慧，让我想起我的华中同学郑君，在赠诗中的“负笈堪忆渭之滨”，“一任纷纭我解君”的句子。
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右派老人，第一念头会认为此人曾为才子某方面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假如碰到右派，第一反映便是盯他手里，有没有残害少年英雄王文学的凶器。我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校长给我们弄了一批右派、历史反革命老师。而且，带的是主课。当时，我们头脑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革命情感，很快就被老师的极富才华的课堂教学冲得烟消云散。为此，我们受益多多。而这些老师，大都是别的单位学校用于打扫院落厕所的人，是校长把他们调动过来的。今天，当我写至此时，仍对我们的校长用人的胸襟、魄力和方略十分地崇敬和感动。但就是这些，包括上面所述，使校长在文化革命中吃尽了苦头。38岁的校长戴着高高的帽子，看我们批判他的大字报。我们用校长教给我们的知识，来对付这位中学教育的英才。历史就是这样荒谬，常常把真实翻个过儿来看来说来做。后来，校长实施了“反革命逃亡”。很长时间，大家无法找到他。校长说，他做过地下工作，有这方面的专长。历史在这件事情上很幽默了一下。记得我和一个南姓同学曾被派到校长的家乡白水县西固乡，找寻失踪的校长。我们住在镇子的旅馆里，有学校给宿费饭钱，很幽闲地度过了一个来月。说老实话，我们从没有认真地想过校长是坏人。他在我们心里扎根了。我俩只去过校长家一次，只对坐在炕上的权校长的母亲说：权老师在不？我们是华中学生，住在西固旅社。这样讲，实际是通报消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之后，我们俩天天到洛河游泳，在洛河畔背诗诵文，很有些小资情调。这大约是我正式工作之前很牛逼的日子。
也就是从上高中时，我开始啃苦涩的马列哲学著作。对这样充满伟大智慧的书的认识，导师仍是我们的校长。每当开学，华中惯例，班干部提前到校。学校总是发给我们几张印着语录的纸，让我们背过，然后收回去。既无出处，也不说明为什么。大为好奇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些语录来自马恩列斯毛刘等伟大人物。这就是契机。从此，四年的华中学习生活，我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30余册哲人书，像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的《哲学教课书》，更是读了再读。我们班的5人哲学小组，我便是发起人之一。也就在几天前吧，偶然和一位学友说到《共产党宣言》，我情不自禁地背起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实施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那语言的美呀，绝！我对那位朋友说，我总觉得我在“事业”方面的失败，与读此类书有关。试想，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把创造性思维视为生命真谛的人，能不跌跤吗？校长，请原谅我如是说。
50岁过后，容易想到缘。我与校长之间就有一个缘字。1977年恢复高考上大学时，我又一次被校长主持录取就是证据。我的那些右派老师，经历10多年荒唐岁月后走上大学讲坛；我工作8年之后，才坐到大学教室里。梦一样的现实。1981年元月，我从大荔师范调往渭南某单位工作，到渭南地区教育局办理手续，时任教育局长的权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情况有变，那个单位不能去了。如果你愿意留在渭南，教育系统的学校、单位你随便挑。还是校长信任他的学生！七年前，西安殡仪馆里，校长的遗像前，我涕泪滂沱。无法告慰校长的是此生没有上名牌大学。行文至此，突发奇想，十年浩劫，是被批的损失大，还是批人的损失大？历史怕也不好回答。历史上，我们叫做“老三届”，使我们一生都走不出校长的期待。
写成于2003年07月18日鱼家洼老家，改于2008年11月11日渭南惠园， 2020年9月4日修改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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