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李行长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我使用公共电话，为社保的事，骂了县城的大行长？”
“没有啊！我骂大行长干啥呢？他又没得罪我！你看我平时说过脏话吗？我骂过人吗？”说我骂了大行长，我比窦娥还冤。
我再不会掂量轻重，也不会去骂大行长啊！
“你今天必须进城，跟大行长当面说清楚，是不是打电话骂了他。弄不好，你的煮饭生涯到此结束！”李行长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一脸的严肃。
“难道是物业公司为了除掉我，找人冒充我骂了大行长？然后借大行长之手铲了我？现实版的宫廷剧吗？”想着极有可能的借刀杀人，我忍不住背心一阵发凉！
“不就是煮个饭的事吗？何至于此用心险恶！又或许是我城内的哪个同行跟我一样，没气出搞错了方向骂了大行长？”到底是谁骂了大行长，我不得而知。
特地穿上那件最贵的毛料装，那件衣服的价格，是我煮饭两个月的工资。我把自己收拾了一番，端庄大气而不失骨气。我只想用自身的底气告诉大行长：我有文化，我不是文盲，我凭着自己的劳动光明磊落地挣钱，而不是街上随处可见的骂街人！
坐在大行长办公室的松软沙发上，感受着满眼的奢华和书香古韵，静等大驾光临。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我相信清者自清。
大行长终于进来。
礼貌地问好，简短的个人简介，我小心地回应着大行长的各类问题。
最后查实，那个骂人的电话是县城内的公共电话，并非乡下的域号，在打电话的那一天，我在乡下上班，并没有进城。
那时乡下通往县城的公路，不是柏油，更不是高速，而是坑坑洼洼的片石修成。要想进城，单面客车就得跳上三个小时，一个往返，至少六个小时，加上等车的时间，再怎么也要七个小时。
若我乘车去县城，用202座机打个电话骂个人，再乘车回乡下煮饭，午饭是来不及的，至少是不能按时的！
事实上，他们每天都按时吃到午饭，乡下农行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大行长紧锁的眉，渐渐舒展开来，对我说话的语气，也客气了许多。
从大行长办公室出来，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啥事呢！赶紧坐车回乡下吧，午餐是不能按时了，晚餐没问题。
为了明目张胆地私吞我们这群人的社保费用，我也是醉了。物业公司啊物业公司，你的确是来头不小，要不然何以这么嚣张！
我没有依据证明是物业干的，就凭一种直觉，因为他们最想除掉我！
我本知书达理的良家女子，一不小心，被人摆弄了这么一出，差一点儿成了一介“刁民”！
或许是大行长挨了骂，一气之下给物业公司施加了压力。你说，这平白无故地被人家操了祖宗八代，谁不气呀！关键是还找不出那个骂他的人！
事后不久，应物业公司通知，以每月另补100元的社保作为补偿，让我去签了合同，这是他们能作出的最大让步！
我想了想，这补偿的100元，虽不及正常的金额，却也占了应缴社保费用的五分之三，虽没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少说对方也退后了一步。
顺着这个台阶，我也只好下来了，每天除了忙于正常工作，还为这些烂事搞得心里不爽，一刀剁下去，我也想早点把此事做个了结！
打工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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