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是一个各种“主义”、各种思想互相竞争,没有肯定性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是一个怀疑既成的价值观念但又不怀疑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尽管参与者对个性各有各的理解,但个人独立、肯定自我价值、否定依附性格等,清楚地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特别是经过“主义一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和“鲁迅一创造社”的论争之后,参与“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逐步改变了原先的怀疑与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转变到确信一种“主义”,认同一种“主义”,并以此为宗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态度。此时,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这种“主义”对中国社会作出全盘性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上的至尊地位确立之后,它本身所包含的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解释也就变成一种权威性的思想模式提供给作家,而作家一旦以这种思想模式代替了创作方法,就结束迷茫时代的自我探索和自由寻找的活泼状态:不确定让位给确定,怀疑让位给崇仰,革命代替了彷徨。这种确定,仿佛是作家的进步和飞跃。然而,这种确定,恰恰是作家艺术家的致命伤。文学艺术最大的陷阱就是确定化,一旦确定,就没有自由去创作,更没有鲁迅前期所说的“天马行空似的”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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