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精神，亦即王阳明一生中反复致意、再三提撕的三个字：致良知。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良知有两层含义：一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识；二、内在于人又超越万物的宇宙本原。
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和世界终归是有限的、短暂的、相对的，但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仰望并追求着无限、永恒和绝对。
由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和宗教，才在各自的精神宇宙中建构了各自的本体，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真如，伊斯兰教的安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老庄的道，孔孟的天，禅宗的本来面目，程朱的天理，等等。而在王阳明这里，能够生成天地万物且内在于人心的宇宙本体，就是良知。
我们太过于看重社会的评价和他人的眼光，以至于把自身的快乐、幸福和成功全部交予社会和他人定义，从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心灵需求。而当流俗的价值观和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合谋将每个个体绑架，我们的自我就迷失了，而我们的人格也会呈现出严重的“外倾化”特征。用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重心在外”的人生，而这样的人生很难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即便你获得了某种“成功”，这样的成功或许也只是外界所定义的，不一定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
物质和金钱仅仅是我们获得快乐、幸福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固然很难获得快乐、幸福和成功，但是有了物质基础之后，这些东西却不一定能够自动实现。
康德认为，正如事物具有西面性一样，人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必须服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存在者”，可以遵从理性法则行动。
老师又惊又喜，觉得这孩子总算开窍了，赶紧说：“读书登第，光宗耀祖，便是天下第一等事。”守仁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蹦出这么一句：“嵬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老师登时气结，冷笑了半天，斜着眼睛问他：“那依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守仁不理会老师的揶揄，很郑重地说了八个字：“唯为圣贤、方是第一。”
聪明的父母和老师，就应该学习算命先生，去发现孩子内心真正的期望，或者通过真诚而有效的沟通，帮助他设定自己真正想要的且标，然后鼓励他去实现。这就够了，剩下的事情就靠他自己了。
正如佛陀所说：“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换句话说，高明的人，都会把鞭子抽在心上，而不是抽在屁股上。
平心而论，王守仁用这么生猛的办法格竹子，实在是误解了朱子的本意。朱熹的格物穷理，意思是要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事事物物的观察、思考和研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永恒而普遍的“理”。这个理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准则，二是指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虽然“理”很抽象，但只要居敬存诚，穷究不已，等到用力久了，功夫深了，自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不难看出，程朱理学走的是渐悟的路子，而心性刚猛的王守仁则不自觉地用了佛教禅宗的顿悟法门，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从几根竹子格出天理，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两眼一黑，脑袋一歪，被抬下去灌参汤了。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其实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源于我们对事情所抱有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整形医生和心理学家马尔茨，就曾经谈到他保持内心强大的秘诀，那就是把事实与看法分开。
陆九渊与朱熹同为南宋一代大儒。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掌门。陆比朱小九岁，两人私下是朋友，但在学术思想上分歧巨大，因而掐了一辈子架。
陆九渊称自家这种修行路数为“易简功夫”，批评老朱的“格物穷理”琐碎支离。他认为，应该教人“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对此，老朱当然很有意见，他反驳说，小陆的方法太简约，有流于空疏之嫌，应该教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一边是“发明本心”“六经注我”，一边是“格物穷理”“我注六经”，针尖对麦芒，小贩对城管，自然是吵翻天也和谐不了。
一句话：“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年谱》）
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都还没形成的时候。
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卷下)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这就是阳明心学要告诉你的一条最基本的黄金法则：你其实是个“富二代”，别把自己埋汰了！
简单地说，理学要灭的只是溢出道德堤坝、在社会上肆意横流的物欲，而不是在法律和道德规范内活动的人的正常欲望。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不好的欲望，就是水流得过头而导致了泛滥。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被今日国人视为迁腐冬烘、不近情理，实在是很冤。假如国人都能懂得一点儿“存天理，去人欲”的道理，今日社会又岂会如此物欲横流?
所谓“温清定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孝顺父母之礼。温，是冬天用自己的身体把父母的被子温热；清，是夏天用扇子把父母的草席扇凉；定，是夜晚让父母睡得安稳；省，是早上要向父母问安。
“如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如果把阳明心学看成一把宝剑。那么“心即理”就是剑柄，“知行合一”就是锋利的剑刃。
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知”就是人的认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动功能。
在朱熹那里，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理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世界，但在王阳明这里，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他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理还是物，都必须经由我的主体意识的投射，才能产生意义。因此、在阳明心学的世界里，知，就是意义的寻求和确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行，就是意义的展现和完成，因而也就离开不了知。
有人说今日中国有四大虚：老板的肾、官员的稿、小姐的泪、统计的表。抛开这句活的调侃意味，它至少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请多典型病症，如：欲望的泛滥、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人际关系的虚伪和利益至上、诚信与责任感的缺失等。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传习录》卷下)
这段话既是对“必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最好诠释，也充分展现了王阳明的整体论世界观。如果说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那他怎么会说“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呢?又怎么会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呢?
专主一个天理。这六个字既是王门圣学的无上心咒，也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不二法门。
按照程朱理学，天理就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事实上，心学非但不排除合理、正当的人欲、而且只要你能在所思麻想、所言所行中“专主一个天理”，那么你的官当得越大越好，你的事功干得越大越好，你的名声和社会影响力自然也是越大越好。
小陆同学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终于弄懂了，原来“主一之功”不是指专注于外在的事事物物，而是指无论待人接物还是独居静坐时，皆一心专注于内在的天理良知，就像孔子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钱固然重要，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当它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并且成为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唯一的人生目标时，我们就等于把自己从“人的生活”集体降格为“动物性的生存”了。
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实用知识，目的是将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在事关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却很少有人去思考。所以在中国，遍地都是迫名逐利的专家教授，却罕有传播人生智慧的智者哲人。
爱因斯坦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每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称为“人的内在自由”。
所谓“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原文是“下学而上达”意思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磨炼和修行，达到对“天命”“天道”的认识和体悟。
凡是圣人所说的，无论如何精妙细微，都是‘下学’。今日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不必另外找寻一个‘上达”的功夫。”
中国之所以被黑格尔斥为“没有哲学”，中国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潜台词就是最没有灵魂生活、最缺乏宗教情怀和终极关怀了）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向来只关心肉体在这个尘世活得好不好，却很少去关心生命、宇宙的本原，以及灵魂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始终把目光牢牢钉死在现象界和经验界，即生生割断了与本体界、超越界的精神联系，因而把自己从“人”降格为“物”，最终当然只能变成人类大家庭中的异类。
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建立在国民精神强大的基础之上；而国民精神的强大，则有赖于道德文化的传承、普世价值的流行与精神信仰的挺立。这就叫软实力。
正因为儒家文化倡导的是这种简易直截的修行功夫，所以自孔孟之后的历代需家圣贤，皆重实践而轻玄想，重身教而轻言传。他们既不喜欢像古希腊智者那样终日沉浸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也不屑于像近代西方思想家那样，动不动就弄出一套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以真实平易的人格力量接引后学，以活泼泼的日用常行化导世人。所以，他们绝不轻言著述--其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多为平日讲学时由门人弟子编辑的语录，或者是与友人交流讨论的书信，最多也不过是一些札记、随笔之类的东西。
因为中国文化轻视抽象思辨、排斥逻辑体系，所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些喜欢写“板砖书”，并以构建体系为荣的西方哲学家，才会极其轻蔑地声称中国“没有哲学”：而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作品，在他们眼中，也只够算是生活格言、道德训条或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
毌庸讳言，中国文化这种只重身心践履、轻视哲学思辨的倾向，这种只寻求当下超越、不追求彼岸信仰的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与塑造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性格，同时相应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贫乏。
比如，我们需要逐渐改变实用和功利的性格，以及凡事喜欢简易直截的习惯，学会理解复杂、抽象的事物，学会运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以追求真理、超越实用的心态来对待科学、哲学和宗教，不再把科学仅仅当成某种创造经济效益的技术，不再把哲学视同官场权谋、职场厚黑和廉价的成功学，更不再把宗教（比如佛教）变成卖门票赚香火的旅游产业，或者变成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富贵的功利活动。
不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独存，所以我们的修行就只能在这个尘世中完成——你必须在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心性(这就叫“下学”），最终才能帮助灵魂找回“被废黜的国王”，回归“灵魂的家园”（这就叫“上达”）。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关于心灵和旅行的关系，古罗马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怎么说的吧。“当人们想要回归自身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寻找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如乡村、山林、海滨等，而这也是你一心向往的，但这完全是一种俗不可耐的向往。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特别是当他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他马上就能进入完全的宁静。我坚信：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既然如此，那就不断让自己进入这种静修，重塑一个崭新的自我吧。这个原则是如此简单而又基本，一旦付诸实行，就能完全地净化心灵，令你消除所有的烦恼而重返家园。”(《沉思录》）
但是，孟子接下来却话锋一转，说，如果一个人只懂得“执中”而不会“权”(“权”就是权变、灵活、变通之意)，那就是“执一”(执着于一点，固执拘泥，僵化保守），这样就会“举一而废百”，就会损害道。
要想活得不再那么累，我们就必须去发现每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和价值。比如读书，就要去体会求知的乐趣和知识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升学；工作，就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各种能力，实现人生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活着，就要去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而不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功成名就。
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说过一句看似矛盾却内涵深刻的话：“把无意义接受下来，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为。”
最后阳明得出结论：做人就要论成色(内在的人格），不要论斤两（外在的事功），就好比一两金子跟一万镒金子比，虽然分量悬殊，但只要成色是24K，就可以无愧了。
阳明：“正解！成功只能是人格的忠犬和仆役，一旦人格出了问题，主人异化了，成功也会跟着变态，从忠犬沦为野狗，并且反过来伤害主人。所以，你问我成功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下一个定义--成功就是人格的镜像。
所以，人应该担忧的是自己的人格能否完善，而不必担忧成功会何时到来。正如孔子所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说的，“人是什么’要比‘人有什么’重要得多，也比‘他人的评价”重要的多。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伴随着他,所以，人生的幸与不幸极少是因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造成的，而主要取决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人生的。
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一个人越能锻造出强大而完善的人格品质，就越能抵御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侵袭和伤害，从而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越有幸福感；反之，若你坚持要在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物质化的成功，就不免要承受人格扭曲的痛苦，特殊情况下，甚至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
在阳明个人的修行实践以及整个心学的思想体系中，其实任何一样事物都不会被打成两截儿，这是阳明心学展值得我们牢记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说，不管是“知/行”“静/动”还是“体/用”，在阳明这里都是互即互人、不一不二的。
对阳明而言，其人生中最高的精袖价值就是“天理”和“良知”，所以，只要坚守这样的精神价值，他便能随时做到“知行合一”“动静一如”“体用一源”。
“慎独”这个概念出自《大学》“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一个人活着，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内心品质，其次才是积累更多的外部生活的资料。因为，人的总体生活质量的高低，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心的感受和评定，而内心品质的好坏，却不能由外部的生活资料的多寡来决定。
而如果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管做什么都能感到宁静、充实和满足，那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个人拥有比较独立的精神生活，也拥有相对健康的内在品质，因而也就是一个能够作主宰的人。
善者播下的是精神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精神的果实，这就已是善报了。恶者枉活一世，未尝体会过任何一种美好的精神价值，这也已是恶报了。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西方精神分析学泰斗艾里希·弗洛姆认为，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犹太人)那里，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现代人则是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就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了。
说白了，你占有了物，但失去的却是自己。存在主义有一句话叫“拥有就是被拥有”，所表达的意思也是这个。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禅宗还是心学，教人“做减法”并不是要叫你放弃一切，而只是叫你放下对一切的执着。换言之，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你的外在生活，而是你的心；需要放弃的并不是你的家庭和工作，而是你一直紧抓不放的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态度。
你的解脱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当下的滚滚红尘中。你的涅槃不在他方净土，而在当下的生死轮回中。
马斯洛曾经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除此之外，马斯洛还提出了两种需要，即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
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一个正常人只要满足了低级需要，其高级需要就必然出现。然而在中国，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即便低级需要已经100%得到满足，他们仍然会在同等级的需要上继续追求500%、1000%，而偏偏产生不了高级需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
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自尊需求，都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可以称为“匮乏性需求”，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包括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超越需求)，则可以称为“成长性需求”。“匮乏性需求”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成长性需求”的极度萎缩。
犹太人凭什么这么牛?答案或许就在下面的两条犹太格言：一可变卖所有的东），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娶得学者的女儿，就是丧失一切也无所谓。二、假如父亲与教师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
当一个人的身体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时，我们会说这个人病了；可当一个人的人格长期缺钙、心灵长期缺氧时，我们却认为他是健康的。这就是阳明所说的“贵目贱心”。
一个懂得为人格补钙、让心灵吸氧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阳明：“事实上，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直正的死亡并不单纯是指一期生命的终止，而是人生中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
根据五百年后的物学理论，人身上的绝大部分细胞，除了极少数的神经细胞之外，平均7年就会全部更换一次。假设你今年28岁，那么从出生到现在，你的身体已经换了4次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无论你的肉体还是精神都处在刹那不停的变化当中，唯一使你能够区别于他人的，或者说使别人能够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的，只有我们上面说过的“延续性’和‘关联性’，而并非世人通常认为的不变的‘自我’。”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三条原则一定要谨记。第一，永远不要试图去掌控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记住，拥有外物不是罪恶，可占有欲会成为你所有痛苦的根源。因为无论何时，你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人、任何事物的主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无常”才是君临一切的王者。第二，照破自我的幻象，认识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我，是隐藏在这些纷纷扰扰的心理现象背后的一种觉知之光。只要对身心内外的一切事物保持清明的觉知与如实的洞家（此心惺惺明明），没有一息间断、你就契入了生命的真相。第三，不要苛求完美—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在很多事情上，“最好”往往是“好”的敌人。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而这个“几希”，最主要的就是“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就构成了良知的主要内容。
致，就是体认、扩充、践行之意，三个层面的意思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必须指出的是，在阳明心学中，良知具有两层含义：一、它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二、它是内在于人却又超越万物的宇审本原。
当一个人凡事只为良心而干，不为别的，他就已经是在“致良知”了，同时就等于开启了强大的正能量。
按照《大学》本义，诚意就是不自欺。但是，一般人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一开始总是不太给力的---明明知道是善的东西，却出于各种利害因素的考虑而不敢坚持；明明知道是恶的东西，也由于习性便然而偏偏去做。
这就是自欺，就是意不诚。所以，按照阳明的看法，要做诚意的功夫、不自欺的功夫，就应该在格物致知的时候做，亦即时时反观自已在每一件事上的意念，如果意念是善的，就坚持，意念是恶的，就去除。这样诚意才能落到实处。
综观《中庸》对“诚”的阐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子思（孔子之孙、相传为《中庸》的作者）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诚”就是宇宙本原，几乎与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真如”、伊斯兰教的“安拉”、道家的“道”、理学的“天理”、阳明心学的“良知”、《大学》的“明德”一样，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想要逃离现实生活、专门去做格物致知的修行功夫，无疑跟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无稽。
所以在阳明看来，工作就是最好的修行，“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传习录》卷中）。
聚精会神、孜孜不倦，全身心投入每一天的工作，这就是最尊贵的“修行”，就能磨炼灵魂、提升思想境界。
拉丁语中有一句谚语：“比完成活儿更重要的是完善干活人的人格。”
劳动不仅创造经济价值，而且提升人本身的价值。
即便这份工作对你确实毫无意义，但仍然有最后一个意义：锻炼你的承受力、忍耐力、意志力。换言之，就是提高你的逆商（面对挫折和逆境的能力）。回忆一下本书前面说过的一句话，“把无意义接受下来，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为”。牢记这句话，会让你在面对人生的一切不如意时有更强的担当。
事实上，忍辱不是无视别人对你的伤害，而是首先要防止你对自己造成二次伤害，其次才是如何应对别人的伤害。
忍辱功夫的第一层境界是反唇相讥式的“幽默化解法”，第二层境界是唾面自干式的“大肚能容法”，那么能够把一切负面因素都转化为正能量的这种精神境界，则可以称为”转化超越法”。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直接得益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
阳明所说的良知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它既是一种内在于人的生命能量和道德意识，又是一种超越万物的精神本体和宇宙本原；它既内在又普遍，既平凡又神圣。因此，用今天的语言来讲，良知也可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并永恒存在的“宇宙能量互联网”，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无限网络中的终端用户。所谓致良知，就是开启你身上那个“宽带上网的端口”（亦即阳明所说的“发窍之最精处”），从而与“宇宙能量互联网”接通，进而源源不断地获取你所需要的宇宙能量。
可以借用禅宗的八个字来概括：理须顿悟，事须渐修。
此外，他曾国藩还曾在日记中，引用苏东坡的两句诗自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并且在后面又加了两句“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共才出了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还有半个就是曾国灌。
那么，什么事物才是整体和根本的呢?答案就是：宇雷和人生。所以，哲学最主要的任各不处乎两个：一、认识宇宙；二、安顿人生。思考并研究宇宙和生命的来源，就构成了哲学的本体论（或称宇宙论）；反思人的认识能力，研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构成了认识论（或称知识论）；在此基础上，确立人生的意义，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处世，从而安排人生、安顿心灵，就构成了哲学中的人生论。
宋明理学的全部内容，包括阳明心学在内，就是要在日用伦常的道德实践中，彻底去除人欲，让天理全体呈现，从而获得人格完善，达到圣贤境界。
古希腊哲人往往把世界看成研究的对象，所以他们从事哲学活动，重在抽象的理论思辨，目的是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儒家哲人来说，世界则是一个生活的场所，所以古人所思所想，皆不离具体的日用伦常和道德实践，目的是更好地做人和处世。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境界说”。在他看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因其对宇宙人生所具有的“觉解”程度的差异，而分出不同的境界。冯友兰将其归结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而颜回的快乐，却可以摆脱外在环境的制约，只需最低的物质条件就能拥有。这种快乐，就是历代儒家学人最为向往，也最为称道的“孔颜乐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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