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带来了周秦之变。周秦之变对中国思想史还带来了一个自然延伸的影响，就是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这些变化背后的机理非常重要，使我们理解此后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对诸侯们来说，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提升国家的战胜效率就成了重中之重。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会获得诸侯们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法家在这方面显然是最有优势的，儒家显得迂腐，道家追求出世，都不被诸侯们所重视。只有法家告诉诸侯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得改掉。过去人们的身份高低是由血统决定的，打仗时大家都比赛看谁的正步踢得好。这就没法刺激人们的欲望，尤其没法激励一般老百姓的欲望。法家认为，应该改成身份的高低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血统的标准靠边站。这种政策的激励机制非常强大，能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打仗，战争效率大幅提升。
法家这套逻辑一出，天下的风气就开始变了。魏国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第一个开始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处于四战之地，战略环境并不好，但因为变法，成为了战国前期的顶级强国，把还未变法的秦国也打得缩回老家去。其他诸侯一看这情形，不变法就没法混了，只好也开始变法。这回各国噶站起来的力量相互抵消，形成恐怖均衡，魏国的优势也就没了。魏国变弱，还有自己的主观成分。在魏国优势开始下降的时候，新上台的君主魏惠王做了一件蠢事，他拒绝了任用当时正在魏国寻找当官机会的商鞅。商鞅在魏国找不到机会，就去了秦国，在这发起了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把法家的逻辑发展到极致，迅速崛起。相比于其余六国，秦国在最西边，地处今天的陕西一带。这个位置战略上特别好，易守难攻，它一边能坐看东边六国互相牵制，一边能独自侵占和掠夺弱小的西戎和蜀国。这样一种战略位置，基本上只有它打人，难得见到人打它。所以秦国变法虽然是最晚的一个，却后发先至，最终完成天下一统。说到这，你就该明白了为什么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后输给了法家，但是秦国统一天下这件事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了头，这又是什么原因？变法的国家主要讲究的是战争效率，都是靠掠夺外部来滋养内部，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外部了，它还掠夺谁去？它的臣民怎么比较军功？这种情况下，秦国只有掠夺百姓来滋养朝廷，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秦帝国二世就亡国了，楚汉两个势力，开始角逐下一任霸主人选。
帝国官方思想开始转变
楚汉争霸当中，一度占据优势的是楚霸主项羽，但项羽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想要恢复天下的分封制，并且还真这么做了。不是说分封制不好，而是说到了这个年代不可行了。历史上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就像被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项羽分封了天下，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法家逻辑又能走通了，因为重新有外部世界可以掠夺了。可是这种法家逻辑一出来，中国最终还是会再次走向天下一统。而且极有可能还是占了当年秦国那个地理优势的人会胜出。被项羽分封在了当年秦国底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周秦之变就这样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上，什么关节点呢？那就是，你用法家就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汉高祖为何要“无为而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找到新的逻辑来治理天下了，于是帝国官方思想开始变化，这是汉朝能够持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西汉初年的政治，放弃了秦朝的法家逻辑，在历史上留下的是一种道家无为而治的形象，道家自称其创始人是皇帝和老子，所以这种统治方法又被称为“黄老之治”。为什么好高祖会选择道家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楚国人出身，所以选择源自楚地的道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均衡。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祖先的积累，经过百余年的变法，秦国内部有能力挑战君主的力量早已被粉碎，秦始皇可以依照法家的路数来统治及扩张。汉高祖这边怎么样呢？刘邦起家之前是个平民百姓，征服天下只能靠团结足够多的人。刘邦能够吸引一群重要将领和谋士追随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有威信。
刘邦和这些人近乎是合伙人的关系，并没有压倒性力量来钳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兄弟给制衡住，这么一来，皇帝想要专制也不可能，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其没有选择的选择。不仅如此，刘邦称帝后，还把帝国全境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分封给了这些合伙人巨头们，看上去，这与周朝初年的分封似乎分别不大，对天下的无为而治达到极致了。刘邦的分封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已，他在表面上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这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上继承秦朝。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税赋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都必须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了。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这样一来，一方面户口变多，人口不容易隐匿，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大宗族，民间想要组织起来反抗的成本变高，利于皇帝的统治。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都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氏江山。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能也就是想要割据，而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能是想篡位。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们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能打仗。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了，军工重臣与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他们把王爷们的作乱平息掉了。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工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了。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室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那会的专制都已经成型了，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来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统治的正当性。
合伙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家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了一个反制能力。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为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周秦之变终于走完了它的转型过程。汉朝能够取代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很大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综合这几家的观念，同时也达成了均衡的各种力量，获得了有效的安顿。周秦之变，并不是到秦朝就结束了，而是从周朝开始，经过秦朝，最终到汉朝才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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