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灶》
旧灶是不锈钢的，老款式，厚实，耐用，虽不美观却也大方，躺在厨房间奶黄色的大理石台子里，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
用了有七八年，灶面被时光的擦布抹去了光泽，变得深沉，灰暗。零件也开始吊儿郎当起来，迟钝，木讷，这里不好那里得修修。有次我想做个蛋炒饭，打开了钢瓶的阀门，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检查一下看看，开关有声音啊，滋滋地，像哑巴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吚吚呀呀地只能表达出点意思。妻在旁边做教练，开关打开，要用火机点。我就觉得烦，也觉得危险。妻说，用惯就好了。后来一只灶芯也不灵了，火散不开，一束独苗像燃烧的蜡烛，只得用另外一只。有时来了几个客人，急得慌只好用电磁灶，微波炉，能发热的全用上，勉勉强强又用了两年。前两天妻说，实在不能再用了，换一只吧！
换灶很方便，儿子开车出门一会就买回来了。在院子里就拆开了包装，黑色的，如闪着寒光的大理石，两只按钮开关圆圆的，挺神气地并列站在两只灶头之间，机器上的一样。放入凹槽再打上玻璃胶，接上皮管，完事了，还没用到半个小时。
在老家，以前换个灶是件麻烦事，除非到了实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动这个念头。换灶头天要准备好踹得熟透了的泥巴，掺上碎稻草的纸筋灰，土坯。最关键是要找到“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灶头师傅。打灶不是砌猪舍，找的灶头师傅不仅人品好，手艺更要过硬，打出的灶才省柴、好烧、快。标准的灶膛里火苗，淌烟都像山涧里的溪水潺潺而下，没有压烟、回烟。灶头师傅在这天里不仅要拆掉老灶，新灶也要抢好，晚上还指望这口灶冒烟，吃新锅饭。所以手脚尽管很麻利，也得争分夺秒，顾不上喝水闲聊，这样的师傅往往要提前好久才预约得到。我在上海也帮人打过一次灶，因为东家要好看，灶台，灶墙，灶壁，灶台里面的墙面都要贴上小瓷砖，所以像绣花一样不出活，用了两天的时间。
灶好烧不好烧看吊火，就是锅底到灶膛面的垂直距离，一般柴禾二十四公分，若烧稻、麦草二十六公分足够，还有烟囱的比例要适中，高了费柴，低了遇点风就回烟。
上海现在这样的灶已经很少了。
前年七月份去甪直，在沈宅看到一口大土灶，是在堂屋隔壁修的，门敞开着，抬脚进去就见一只三口大锅，四只吊罐的大灶，像把大纸扇向我扇过来，立着近百年的大灶壁上嵌着几个凹槽，放油盐酱佐料的，借着凹槽的边缘是两幅浓墨淡勾画出的两株梅枝，斜斜的，永不衰落。可以想象，这不是一般大户人家的摆设。
母亲现在还用土灶，老屋倒塌了以后，在弟弟家门口又搭起了一溜窄窄的小屋，最南边的屋里就有这么一个小灶台，一口锅一只吊罐，像液化气的单头灶具。靠东边墙尽管也有一个一般人家的灶台面，灶具上覆着布，似没用过。每当问她怎么不用时，她总是撇撇嘴，家里柴禾多得烧不完，用这气干嘛？浪费钱还不方便，也没锅来得快。八十多岁的母亲现在还喜欢饮点酒，一个人烧的菜不多，两菜一汤就可以了。常常是菜汤做好，下米添水，移上锅盖，就到隔壁的“餐厅”喝酒去了。灶膛里有火，不用添柴，不用压灰，火候拿捏得是恰到好处。两杯苦酒下肚，锅里的米自然白胖起来，锅粑的浓香钻出锅盖，门也关不住。
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扒心扒骨地做些好吃的，地里采，街上买，我们吃得多一点，她的笑容就灿烂一些，自己喝得滋溜声也就干脆，明亮。她的一生其实都是围着地头锅灶还有孩子们转的，她不晓得风景，也不懂得什么叫享受。她知道打开门就是日子。
母亲做饭的时候我就立在场地上看炊烟，像是欣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灰白色淡淡的烟飘进树梢就有了色彩。我想，生活就是或苦或甜的经历，明白了的人才珍惜生活。
妻曾经是个漂亮，个性要强的女人，我们认识前一年，因不满父母给她订的亲事，被挨了打，也被饿了三天三夜，后来去村里的养殖场上班我们认识了。
婚后的日子并不好过，自由恋爱的，再苦也只能揣在心里，表面上还得显示开心，快乐。儿子出世后，跟我外出后她也就离开了土灶。刚开始我们住工地，买了单灶架在模板钉成的灶台上，下班后忙忙碌碌，升火烧菜做饭，每次烧菜，她都要左手拿块抹布捏住锅的耳部，怕锅铲将锅推翻了，我就经常笑她，尽管是移动的家但苦中有乐。
买了房子，有了厨房间，换上了有牌子的双灶，只是我在家吃的顿数越来越少。其实即使我一顿不吃，家里灶上的火头也没有低下一寸，洗洗抹抹拖拖擦擦间，妻子的头上也有几根白发，前几天我发现她右手的小臂、以前白皙的皮肤上竟然布满了斑点，一问才知道是被溅起的油珠烫的，那么多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妻说，烫一下没感觉什么，烫的次数多，也就不知道疼了。
是啊，厨房间里没有风景，灶头上却有春夏秋冬。
《洗碗》
晚饭吃得比较早。妻子和女儿要上街，匆匆忙忙的，甩下一句话，嘱我将桌子上的残局收拾一下，她回来清洗。
我将“嗯”地声音便丢过去时，眼睛依旧还在手机上，手，也没停。
圆桌不小，但盆子，碟子，大大小小的碗，杯子，像星星点灯，尤其孙子的“座位”边，餐巾纸，米粒，掉下来的剩菜如刚结束还来不及清理的战场。
细心地将它们各自归类：水槽里，垃圾桶里，塑料袋里……一一装好。想想，还是把碗洗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事，老爷们也会。
不仅会，我洗碗的历史还很悠久。读小学时，迫于老大的威力，他读初中，学习负担重，家里洗碗的重任便让我和弟弟的身上，并约定俗成：一人一天，风雨无阻，雷打不散。好在父母也从未责怪过碗没有洗干净，反而很开心地对邻居们称我们懂事。
谁知道到我读初中时，晚上回家吃饭，洗碗的任务我还是要完成，尽管只是一顿，洗碗时我的嘴就翘得老高：老大读初中就不要洗碗的，凭什么我仍需继续。没人回答我，就像没人接过我的担子一样。
婚后。外出，就没怎么洗过碗。早先就餐，蒸饭用的是铝饭盒，长方型，四只角有优美的曲线，打开盖，抓几把米进去，去工地外的一排水龙头边，拧开，放点水，这活得温柔点，开大了，水会牵着米蹦到地上，盖上盖，抓紧可以用力“咣咣”地摇几下，这洗碗淘米的工序就一道完成了。
后来，妻也到我身边，我们一起上班，下班，或者说叫上工放工，工地上都是砖块沙浆的，没有敞亮的车间。那段日子很苦，妻子不但要付出本就瘦弱的体力，还要付出思念、担心着老家的孩子，父母，所以常常夜里偷偷地落泪。
妻子姊妹六个，她是老大。自幼像个小大人，弟弟妹妹几乎都是她背、牵大的。当弟弟读书时，她便在家里喂猪，喂鸡，做家务。没进过一天学校的门，也没外出过，第一次出远门就迈进我家的门坎。
在他乡二十多年里，无论我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妻子总是默默地守候在“家”里，守着一锅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的归来，从满头青丝变成有了根根白发。
我家是个大家庭，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却很少在家里吃饭，以致有次我系上围裙准备洗碗，儿子说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儿子婚后，大前年有了孙子，我就不怎么出门了，孩子们要工作，妻子买菜，洗衣，楼上楼下搞卫生，做饭，还要定时喂孙子，晚上也要忙到十一二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孙子会走路时最难带，我也就戒了许多爱好，拿着手机照看着他。其实我不仅洗碗，还对妻子承诺过晚上拖地，倒垃圾，能做一点是一点。
是啊，我时常感叹，妻子满脸的皱纹是在灶头上烤出来的，渐枯的头发是厨房间里烟雾熏出来的，润滑的手掌日趋粗糙是洗洁精、消毒液里浸泡出来的。
在一日三餐中妻子慢慢变老，我陪着她。
《杀鸡》
上海是不允许私家养鸡的。
孙子出世的时候，儿子回老家报喜，从老家带来了二十多只老母鸡。这些鸡都是给坐月子的儿媳补身子的，老家的习惯，天下最有营养的就是这黄灿灿的老母鸡汤了。
巧合的是，院子靠西南围墙角边有个养犬的笼子空着的，不大，约莫三个多平方的样子。鸡带回来就放养在里面。解开了绑在鸡翅膀、脚上的绳子，它们感觉像在老家的笼子里一样自由，也许因为它们自己认为能生蛋，觉得新主人会一如继往的宠爱它们，一进笼子便“咯咯咯咯”地叫得欢快，似乎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目的地，长长地叹一口气。
妻子是家里的总后勤，一大家子的吃喝，收捡，洗拖都落在她身上，添了孙子，就变成婆婆，奶奶了。身份高了的好处是更忙，楼上楼下跑，那“嗒嗒”的脚步声像一串永不停息的音符缭绕在室内，但忙得貌似晕头转向的她没忘笼子里的那些鸡，便将这充当刽子手的重任便交给了我。
我没杀过鸡，但知道怎么杀鸡。
儿时腊底，家里总是要杀几只鸡过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母亲将准备接鸡血的大品碗里放点加了盐的水，菜刀在缸口荡来荡去荡得锋利，闪着寒光。完了，站在鸡罩边喊在踢毽子玩的我打下手，其实就是抓紧翅膀，鸡脚。每当见到母亲拔鸡颈上的绒毛时我便发悚，那感觉就像我去队里赤脚医生那里扎针，当医生手中的棉球在屁股上反复擦拭时，我就紧张，肌肉不由得收缩，我就开始恐惧，开始大叫，也常惹得那赤脚医生大笑：这小伢，针还没打叫什么？擦棉球疼吗？
擦棉球当然不疼，拔鸡毛时肯定疼了，但鸡的嘴巴被捏紧，它叫不出来，声音被闷在胸腔里，随着猩红的血汩汩而出。我的头总是扭在一边，不忍直视，直到母亲喊好了好了，松手，然后会看见母亲用带血的菜刀在地上划上斜十字，嘴里还叨叨有词：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阳间一碗菜。
一碗菜也不容易，有时是一个生命吞噬另一条生命，像电视里的动物世界。
可以享受美味，却不忍动刀子。我便去小区对面，花几块钱将妻子交给我的重任转让给屠宰家禽的人了。
拧着毛鸡去，回来时拧着光鸡。
笼小鸡多，刚开始时很方便抓捉，那些鸡还以为给它们喂食呢，依旧开心地“咯咯哒”着，直到同伴越来越少时才感觉到惊恐。我一沾到笼子边，它们就拼命的朝墙角边挤，紧张地叫个不停。没办法，我只得将大半个身子钻进笼子里，它们在面前窜来窜去，不时地扑打着翅膀，那眼神里还透着悲哀。此时的我不要说杀鸡，就连捉也有点迟疑了，不知道从哪一只下手。
终于在我迟疑的片刻，有三只鸡从我的胯下钻出，扑腾在小院子里。我赶紧关上院门，来捉这几只反抗的飞禽，但有两只已钻到堆得老高的杂物下面，还有一只已飞上墙头，在上面潇洒的踱着方步，嘴里不停地向我宣示着不满。
楼上妻子的头伸出窗户，责怪我，能做什么事情？捉个鸡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的，看你怎么捉到？
是啊，记得以前家里来了贵客母亲也要杀鸡的，她准备好竹筢子，舀一瓢小麦或玉米，嘴里“啄啄”地一使唤，家里的鸡就四面八方地赶回来了，围在她四周，伸长着脖子，看她的手势，食一触地，便迅速地去啄，全然不顾危险已从天而降。
现在我不仅没有麦子、玉米，更没有竹筢，我只能去门外将围墙上踱步的鸡哄到院子里。其实即使有也没用了，它已不相信我了，在我出门的那一刻，它像只战斗机俯冲下来，在我还没有看清它的身体时，已消失在邻家的巷子里了。
找了几个圈子也不见它的踪影，像空气般在我的视现中消失。我叹口气，做我该做的事情去了。
晚上回家问妻子，鸡捉到没有。她开心地说，三只都捉到了，儿子他们捉的，那口气有点对我不屑的意味。我还听说，那只跑了的鸡天一黑也踱回来了，在门外来来去去地晃悠着，侄女下班归来，门一开它就钻进来了。儿子还说，捉进笼子里就看它下了一个蛋。
那一刻我竟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心酸。这鸡啊，像不像软弱的人性，生来就逃脱不了被欺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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