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大多数人对当前现实世界进行清晰思考的，是一种比哲学天才发现真理更重要、更具独创性的哲学事件，因为真理只是属于知识分子小群体的财富。这不是从零开始，将科学形式的思维植入个体生活的问题，而是要对既有活动加以变革和批判。- 安东尼奥·葛兰西
多次提到，L小姐的文章从来不蹭热点。这篇刚好赶上“中考分流”的“潮事”，要不是大家在俱乐部热议这个话题，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事。
我们做了很多探讨，其他书友的观点这里就不方便公开了，以下是我自己的看法。
01
不要怀疑自己内心的声音
社会主义最不会干的事情就是给富人阶层谋利益，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较之下，资本主义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却让教育系统为精英服务。
我们还不如面对现实一点，全世界70多亿人口，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公司老板，社会要均衡发展，每个行业每个职能的人都需要。比如，创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但还是得鼓励，因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每个人都当老板，谁当员工呢？
况且，未来的教育体系，有没有大学、有没有文凭都不重要了。不管你是扫大街的还是送外卖的，每个工作都需要被尊重，这不正是打破高考怪圈的有效措施吗？
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现象就是，现在非常多的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都眼高手低，认为有个“高等”文凭，怎么能干“下等”活呢？
提早接受职业教育，进入社会，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知，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这和西方的gap year很像！如果想再接受教育，自己可以选择，未来没有应届这个概念了。
人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成长是最好的，父母的言传身教最重要；相较之下，有没有学校、学校教什么都不重要。
如果什么时候，家长不再以自己的小孩成为清洁工、快递员这样的职业感到可耻，那这个矛盾就会不攻自破，还有国家、社会什么事儿？
要靠我们这帮熊家长改变认知和观念，那不知道得几代人。我认为，有时候行使一些行政干预是有必要的。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我也这么干。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所以，等待不如行动。只有做出成效，真的让社会呈现出“人”不分阶层，“职业”不分等级的状态时，才能让人们改变观念。
我以为很多事，是我自己的无稽之谈、痴人说梦，但当我看到几十年前就有学者们已经提出过这些问题，并且专门研究这个领域，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孤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和自己一样的同类。也许这个group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02
坏学生是意识形态的批判者
我们肯定都有清晰的记忆，学生时期，一个班级里，总有那么几个调皮捣蛋、处处和老师对着干的学生。他们整天很忙碌，但不是忙着学习，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混社会，提早接触社会，赚点零花钱。进入社会圈子，手上没点零花钱是不行的。
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打架；他们找乐子的方式千篇一律——欺负那些只会学习的“书呆子”。
我们把这些学生成为“坏学生”。这些“坏学生”绝对不讨同学们喜欢，因为他们和“好学生”格格不入，专横跋扈；也绝对不讨老师们喜欢，因为他们总是挑战老师的权威，经常让老师颜面扫地。
这些“坏学生”就是纪律的破坏者、权威的挑战者，这是他们对学校文化的无声反抗，其实代表的是一批反意识形态的群体。
L小姐比较了解“坏学生”的心理，并不是因为曾经是“坏学生”的一份子；我属于“好学生”行列，但我不是“坏学生”眼里的“书呆子”，所以，他们不会欺负我，相反，他们和我走得很近。
因为是“好学生”，很自然地，就多了些“头衔”，比如“科代表”、“委员”、“班长”...... 其实就是多了很多“职责”，需要做很多额外的工作，组织活动，收发作业等等。我比较头疼的就是催大家按时交作业，好尽早拿去给老师批改，现在的学校都是小班制了，以前一个班级四五十人是正常现象，老师工作量其实挺大的。
我的各科作业，成了“坏学生”的模板，他们会直接拿去抄，因为照抄，也出过很多笑话。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滋味，学生时代有这些特别的回忆。有时“坏学生”很忙的时候，会央求我帮他们写一下作业，我也帮写过不少，但我会提要求，比如，他们的“打架活动”带我去看。
这里的“打架活动”，其实是一种相对文明的行为，在我理解来看，更像“武林大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像谈判，当然会有动手的环节。
打架是双方约定好时间、地点，公开的，但参与者都是社会人士、以及“坏学生”们，普通学生是不允许参加的，因为学校知道要受处分。所以，你们会知道我很想去观摩的原因了吧。
03
文凭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对于“坏学生”而言，反正毕业后要去做工，那还不如早点锻炼自己的技能，学校教的这些书面知识对他们参与工作没有任何帮助。
同样地，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用工单位来说，职业学校的毕业证远比高中毕业证好用，因为这些学生有某项技能，受教育过程中也经常参与社会实践，所以比较容易上岗。
如今，社会进步了，大家整体受教育的程度已经不能和当年相提并论。大学毕业就像以前的初中毕业一样不值得一提。
工业时代的产物——生产制造行业，早已实现了自动化，不过很多部门、很多岗位还是需要人工的。这些岗位对技能的需求并没有比以前更高，对人的文凭需求却提高了，基本都要大学本科毕业。试想一下，这些按照标准流程重复作业的工作，需要大学生吗？显然不需要，没上过学的小孩都可以干。
当文凭的效力和目标备受质疑的时候，将自我及其能力投资于文凭之中是明智之举吗？反学校文化至少在文化层面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学校文化却没有。
如果这是对文凭的作用和重要性所做的准确的评估，那么人们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子弟寄希望于文凭和证书实非明智之举。正如官方报告所言，文凭和证书并非要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而是为了维护那些早已经居于社会结构顶端的人的优势位置。
知识总是带有偏见、充满阶级意涵，因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必须克服一些不利条件，这些不利条件就嵌在他们错误的阶级文化和教育观念中。但是，能够做到这点并获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数，绝不可能是整个阶层。更多的人则只能不断为此而努力，但正是通过这个努力争取的过程，阶级结构被合法化了。
中产阶级得以享受特权，并不是因为世袭或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被证明具有更出色的才能和品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暗含在反学校文化之中的对于竞争的拒绝，就是一种激进的行动：拒绝与施加于自身的教育压制合谋。
04
被资本主义扭曲的合法性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本质就在于，各阶级已经结构化并长期存在，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个体流动比率，对于工人阶级的存在或地位也毫无影响。工人阶级获得再多的文凭，也不能开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不能说服企业家和雇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即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我们可以充分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各种文凭的激增，与其说是创造或反映了要求更为苛刻的工作岗位的增长，不如说是掩盖了工作的无意义本质，构筑了虚假的等级制度，并用意识形态将人们束缚于其中。
布迪厄和帕瑟隆指出，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正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即在对语言和数字的象征性操纵中的知识和技能，保证了该群体后代的成功，也因此实现了阶级地位和特权的再生产。这是因为，教育进步是由“文化资本”所提供的那些“公平”、“严格”的精英测试技术来控制的。
“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理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工人阶级无需相信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也无需用民主的面具来掩饰其压迫的真面目。中产阶级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已与那个赋予自身绝对优势的结构深深地融为一体。没有人会像那些压迫者一样，对此深信不疑。
又有哪一类资产阶级会在某种程度上怀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呢？那就是自我否定。如果自身既是难题，又是难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下一步将是自我毁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有工人阶级无需将资本主义合法性作为自身生存的条件来信奉。
05
如果，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人们必须等待一次根本的结构性转变，才能反思性地决定自己的文化实践。模式的稳定形式，以及预期和非预期的循环。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自我欺骗的去神秘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先决条件。然而，我们至今也没有这方面的范例可引证。
《学做工》这本书的原著于1977年出版，我不知道作者看到今天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国家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时，他会不会觉得，已经有些范例可以引证了呢。
阶级意识被打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然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可以。虽然我们现在还面临很多矛盾需要解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方向对了，剩下的就只是努力去实现了。
L小姐并不想把教育这个话题和政治牵扯到一起，但社会制度实在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有时很难不去考虑系统性，而只将其中一个部分拿出来单独讨论，这样很欠缺合理性。
最后，继续用俱乐部关于“教育分流”话题讨论中，我的一个观点结束今天的文章。
思想和真理这些东西，要和政治完全脱钩，有时好像也不现实，因为牵扯到民生。如果一定要在真理和民生之间做个选择，那我会选择牺牲一部分真理，保障百姓的生活。
参考文献：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
-THE END-
网友评论